Thursday, October 30, 2008

《海角七號》之二



據說台灣名導侯孝賢看完《海角七號》後,握著導演魏德聖的手興奮地說:「太好看了!台灣等這部電影等了好久!」台灣電影過去給人嚴肅沉悶的形象,侯孝賢固然是當中的佼佼者,卻諷刺地欣賞這部娛樂性非常豐富的電影,大概是跟電影強調台灣歷史和本土文化有關。侯孝賢1989年的沉重電影《悲情城市》,把歷史背景設在台灣的政治禁忌「二二八事件」上,引起極大的迴響,讓大眾重新面對自身歷史,檢視外省人和本地人的種族矛盾,以及國民黨在日本殖民後接管台灣時景況。同樣,魏德聖的《海角七號》把那段逝去的台日愛情和思念設在1945年日本二次大戰敗後,身為殖民者的日僑被逼遷出台灣的期間。正如魏德聖在一次訪談裡說:「一個時代的結束,留下的不應只有遺憾和仇恨。」導演希望把一些歷史問題還回到原點,看看台灣本土的問題的根源是什麼?除了那些固有的意識形態外,還有另一種可能的論述嗎?

當然,《海角七號》其實並沒那麼沉重,日僑被逼遷出台灣也只是輕描淡寫的背景而已,好讓那條愛情線多了一份時代的宿命感。不過,我認為魏德聖導演在此仍抱有一種使命感,希望把台灣和日本千絲萬縷的關係以不同角度展現出來,才在這齣商業娛樂大片裡加入這項元素。此話何解?因為魏德聖其實志不在此。他在2004年,曾經自籌200萬台幣的資金,拍攝了一段《賽德克.巴萊》的5分鐘試拍片。對!只是5分鐘試拍片!原本用意是希望透過這段試拍片來籌集二億台幣,真正開拍電影《賽德克.巴萊》;當然沒人肯投資這麼大額的電影,最終計劃只能告吹,卻換來負債纍纍。

魏德聖把這段經歷寫在日誌裡:「當時,所有人一聽到我要做這五分鐘的試拍時,沒有一個不是跳起來阻止我的。特別是當知道原本一百萬的拍攝預算可能要變成兩百萬時,連已經把時間排開的工作人員都忍不住要阻止我。要拍,必需再找一百萬;不拍,已經花出去的五十萬就沒影了,所有人都還是極力勸阻我的自殺行為。

面對眾人時,雖然我還是豪氣嘴硬,但那次我是真的害怕了。我回家,忍不住看著那個挺著大肚子一直保持安靜的女人,我把所有的情形告訴她……

『大家都叫我不要拍,但是只有妳有資格說話,妳講,妳來決定,妳說拍我就拍,妳說不拍我就不拍。妳說了算,妳說……』我把責任全推給了她。

『我是一個沒有夢想的人,但是你有,可是天下有夢想的人太多了,願意行動去執行夢想的人又太少了,偏偏你又是那幾個願意執行夢想的少數人之一。我不想有一天你老了以後,一天到晚跟我抱怨當初如果怎樣怎樣就好了,要拍就去拍吧!』挺著大肚子的妻子說。

這五分鐘的試拍,就是因為這句話拍出來的。」

這個老婆真偉大。那究竟《賽德克.巴萊》是一套關於什麼的電影,要讓魏德聖奮不顧身孕的太太去完成呢?原來《賽德克.巴萊》正是描寫一宗1930年台灣日治時代的抗日事件,史稱「霧社事件」。事由居住在台中的賽德克族不滿台灣總督府與地方政府的壓迫而發起抗爭行動,雙方犧牲近千人。事件的賽德克族領導人莫那魯道自縊,族民險遭滅族,是日本統治台灣期間最後一次激烈的台灣反抗行動。「賽德克.巴萊」則是賽德克族語,解「真正的人」。如果不是因《海角七號》而翻查資料,實在完全不知道台灣曾發生這類事件。由此可見,魏德聖是一位相當關注台灣歷史的導演,尤以日本與台灣的關係為甚,他希望透過電影來重新關注本土歷史的視野讓人敬服。讀者現在可以在Youtube找到這五分鐘的試片,一窺電影的皮毛,但說真的,史詩格局得來其實也有點老套,不過最重要還得看導演以怎樣的立場來處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矛盾和愛恨。

據說因《海角七號》火紅的關係,電影《賽德克.巴萊》開拍有期,資金更有希望從二億追加至三億台幣;大概魏德聖除了出名關注歷史題材外,「追加成本」肯定也是他的招牌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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