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September 08, 2013

馮漢柱 ﹣超現實的社會風景

攝影:馮漢柱




























前言:

訪問期間,我最喜歡馮漢柱以電影《凸務之王》的主角Austin Powers來形容自己:「我之前的MOJO(雄風)被Dr. Evil偷左,呢幾年個MOJO先返來,重拾番影相的樂趣。」的確,你只要跟他談攝影講創作,便會在他身上聞到一股MOJO的興奮氣息,頹氣一掃而空。馮漢柱坦言,用HOLGA相機拍攝香港是新聞工作以外的避難所,但他仍覺得自己的身份是一個「攝影記者」,而不是一位「藝術家」。

馮漢柱在《U周刊》有一個影像專欄,一星期一次,以HOLGA相機拍攝香港的社會面貌和人文風景,畫面總帶有一種半夢幻半真實的感覺,但都以社會議題為主,例如住屋問題、社區藝術生態、甚至維園六四燭光晚會,他說:「說來老土,但我當年入行也是因為六四事件,我希望可以帶到這類社會題材給讀者思考。」

他用HOLGA相機拍攝,是喜歡它的鏡頭特性,例如影像會有黑角,還有「焦點只有一點清晰,旁邊很模糊」。他認為,這都很接近他看事物的方式:「可能我平時正是這樣看事物,原來有些東西存在,但走過了卻沒留意,很模糊,但其實對眼是很銳利的,可以捕捉到那一點。」馮漢柱笑言,HOLGA的正方形構圖,方便他不用苦思用直度還是橫度拍攝,免除麻煩;但更重要的原因,當然是他對香港的感情:「HOLGA係香港製造,這一點我好堅持,對我來說很有意思,我對MADE IN HK好有感情。」

以香港製造的相機拍攝香港,是堅持,也是一種自我改變的動力:「新聞攝影始終都有一種框架,例如要公平、中立等實用元素在內,比較少個人的感情和看法滲進去;但就攝影而言,新聞的包袱我始終未能放下,所以我想用另一部相機做些改變,由這裡開始。」

馮漢柱說了好幾次自己是「攝影記者」,而不是「藝術家」,他解釋:「我依然保留了攝影記者的眼光,希望照片有MESSAGE,呢個思想好根深蒂固,很難擺脫。我都好想做藝術家,但最基本要看通世情,我到現在也看不透。」他特別欣賞香港藝術家白雙全的作品:「不用談些好高層次的理論,白雙全是一個很市井的藝術家,在他眼中,原來世界有這麼多新鮮事可以看到,真的令你大開眼界喎!我真係估佢唔到。」他認為,藝術家是要把新的眼光帶給別人,而他現在做到的,就只是把他目前看到的帶給讀者,所以他自覺不是藝術家。

「藝術作品」和「藝術家」定義的爭議,古今中外有之,在此不贅。不過,只要創作者能夠反覆思考自己作品的題材和形式,以適當的手法表達自己的情感和想法,我認為已屬藝術創作之列了;而在馮漢柱的作品裡,我找到這種創作者的精神和特質。他說:「我其實好鐘意SURREALISM(超現實)的風格,即使我看繪畫,我也勁喜歡馬格利特(Rene Magritte)和達利(Salvador Dali)的作品。」雖然「超現實」與「社會新聞」看來是南轅北轍的兩件事,但他想做的,卻正正是把超現實旳形式和社會議題結合,正如他說,要把「真實的事變得很超現實,令照片有幻想空間,讓本來不存在東西存活於世界之中。」大概「荒謬」兩個字,很能形容馮漢柱的創作理念,這也不正是很切合現在香港的社會嗎?也難怪他的HOLGA作品也充滿了這種夢幻和抑鬱的感覺。

馮漢柱說他以前很喜歡Henri Cartier-Bresson Robert Frank Mary Ellen Mark,他尤其喜歡Mary Ellen Mark的離奇古怪:「她那輯馬戲團的照片(Indian Circus)很精彩,並不是一般的紀實攝影咁簡單。」他認為,Cartier-Bresson是真正的超現實主義者,全世界的人都在學Cartier-Bresson的構圖和瞬間,玩味較重,但Robert Frank的深度卻很不同,真正的是一個人在看一件事,較融入社會,有一種「你係咪人嚟架,咁都做得出」的批判感覺,很有人性。他形容現階段自已仍然很分裂:「我覺得我以前是走Cartier-Bresson的取向多一點,但現在則是傾向Robert Frank的立場,所以好分裂!因為我想做到把Robert FrankCartier-Bresson放在一起,但未成功;我更加拍不到像Man Ray那種純超現實的作品,因為有新聞包袱,所以永遠走不出一種個人風格。」也許不少創作者都存在於矛盾和掙扎之中,馮漢柱也正處於這種狀態,未能抽身:「沒想過怎樣解決,就只有逃避。」

或許創作上的路途仍在模索階段,但他拍攝的模式和信念卻早就建立起來:「我是相信那一套:就在那個攝影框裡面,總有一刻會出現我心目中想像的事物。好天真,但是真的會有的,我個人太多幻想,但幻想出來的事物又真的出現,攝影有時好玩就在於此……所以我以前拍攝真的會死等爛等,等心目中的元素出現,但現在因為要湊女,所以沒太多時間了。」聽來真的有點像奇幻小說,但總讓我想起香港導演韋家輝,他有次談創作靈感時曾經這樣說:「我相信是這樣的:神存在的,假如你很認真去求一樣東西,譬如去求一條好好的情節,當你很痛苦很急需時,神是會給你的。」看來,他們都是學神打的!而更有趣的是,如果真的是有求必應的話,馮漢柱的攝影已不算是「紀實攝影」,而是「建構攝影」了!不是嗎?


其實早在幾年前,在他有份成立的獨立自資攝影刊物《與XX不符》裡,馮漢柱早就試過類似「建構攝影」的小計劃,把他女兒的剪影融入香港風景當中,別有趣味,他說:「我很喜歡那輯照片,因為我愛我的女兒。你喜歡那個人,你不用見到她的樣子,即使是剪影.手腳等,你見到什麼都等於見到她。好老土,但這便是愛。」

譚志榮 ﹣時裝展的攝影軼事

攝影:譚志榮(明報周刊提供)



















一切從譚志榮的甜夢說起:「有一次在飛機上發夢,夢到要落機了,完成所有工作,很開心,很開心。怎料一覺醒來,原來我仍在機上,還在去時裝展的途中!心情一百八十度轉變!灰到……點算呀,我點捱呀?」不只一次聽攝記行家說過,到外地拍攝國際級時裝展是一件苦差。晨早排隊、趕霸好位、時間緊逼、咩都要影;又經常被其他攝記無禮對待、更整天擔驚受怕被人偷走器材……《明報周刊》攝記譚志榮五年裡在巴黎和米蘭做了七季時裝展。難怪,他有此南柯一夢。

譚志榮坦言,他真的不喜歡拍攝時裝展:「真的很辛苦。除了第二次我真的想去,因為第一次我做得不好。」他說一天大約會有十多場時裝展,最多試過一天無間段拍攝六、七場,而且場館分佈在各區,趕時間之餘又要搬運很多器材,著實是一場體力消耗戰。

不過,趕到場館,才是埋身肉搏的開始:「拍攝的台是一級級的,最好的位置當然是最正中又不太高,這樣你拍攝模特兒的背景才會一樣,出來的排版會較好看。」可惜的是,中間的位置其實早已被大會安排好給一批優先攝影師佔用,要霸到好位,譚會在重要的場次提早一個半小時去排隊:「即使如此,我知道我依然是站在最高最尾的一級,但至少可以進佔中間。」

行家們趕著佔盡優勢,難免會有磨擦衝突,譚志榮道:「我試過一次趕入場的時候,因為場館昏暗,不小心把身上的三級梯觸碰到一位攝影師,他之後竟把我整副梯子扔出去!然後我很憤怒的走過去,互相推撞了幾下。最後我被保安員要求出去冷靜一下,但那位攝影師卻完全沒事,依然站在場內。」

即使站到有利位置,有時也得擔心行家們會否乘虛而入,他說:「有次我原來站的位置很好,但突然間在你前面多了幾個人,然後那幾個人卻不停升高、不停升高,好像海嘯似的,最終遮擋著你。很慘,但也沒法子。」

拍攝天橋,譚志榮最基本的裝備是兩部數碼單反相機,一支中距鏡頭,一支70200mm遠攝鏡加1.4x增距鏡,一支單腳架,一架三級梯,還有一個我從未聽過的、可加高幾級的「DIY硬墊」。他解釋:「這是我用硬發泡膠再加兩塊板製成的,有需要的時候便加到梯子上,不夠高又再疊,然後再用膠紙固定,我便站在上面拍攝,但其實好危險。」

他憶起一次難忘的經歷:「我那時站在三級梯再加一個墊上,當時個SHOW還未開始,臨開始的一刻卻有隻腳麻痺了,我直頭感覺不到我隻腳,然後汗水在背部不斷流,身體又很想跌下,當然唯有不理會它,最終拍完了,下來後成身散哂。」他說,巴黎Jean Paul的展場是公認的危險場地,:「個攝影台有三、四米高,但台邊的鐵欄杆是會郁的!也由於它的天橋末端設計成兩旁有柱,令攝影師一定要逼在攝影台中間,所以也越站越高。」

有趣的是,香港攝影記者在時裝展不受歡迎,原來其中一個原因,正是那條救命的三級梯。「其實外國的行家多數用鐵箱,鐵箱可以一個個搭上去,然後再加墊,又可以拼在一起,省卻一點空間。但香港攝影師普遍用梯子,外國行家覺得用梯危險,又佔好多位,而且出出入入會有點阻礙,所以他們都不喜歡。」

除了內憂,還有外患。「我們的心理壓力好大,因為巴黎和米蘭都有不少扒手。每一年都有行家,在場外或場內給扒手搬走了整套器材。」雖僥倖地還未被小偷光顧,但他也親眼目睹過行家出事:「有一晚,我準備走向龍尾排隊,突然間有人在龍尾的人群中衝出來,那一刻我不知道什麼事,隔了一陣就見到一個攝影師追住那個人,後來才知他被人偷東西了。」即使入到場館,也會有偷竊的情況發生:「因為展場好黑,關了燈,我的同事也試過一個「T」字不見了,即一支單腳連相機和鏡,他只是放下了一會,便消失了。」

讀到這裡,或者大家會有個印象:拍攝時裝展好像跟攝影無關。不過,如果攝記無法處理現實的問題,例如物流、防盜、填肚、霸位等等,又怎能發揮所長拍到好照片?但話說回來,怎樣才拍到好的時裝展照片?譚志榮也無法明言:「直覺。我對時裝潮流沒認識,到現在也不知有些牌子怎樣讀,但會看到某些衣服的細緻和特色,看看你怎樣表達。」大概這就叫做慧根。當然,也有難倒他的牌子:「某些衣服真的好像什麼也沒有,太簡約,你會覺得它很美,但總是無法把重點放下去。例如Jil Sander的時裝,不少真的是整套白色,完全找不到重點。誇張的衣服相對容易得多。」

或者行外人認為拍攝時裝展很容易,好像「打機」那樣不斷按快門就可以,但譚志榮不太認同:「我覺得拍時裝展個腦要轉得很快,你要在短時間內留意到衣服的細緻位,也要觀察到展場的佈置和燈光,還有背景和衣服的顏色怎樣配搭,以及模特兒最後一刻的動作等。模特兒不停動,我的腦袋也在不停轉。」

大概攝影記者出身的他,比較會以局外人的身份反思時裝展:「我曾想,為什麼我要幫這些時裝品牌做廣告呢?第一次去的時候,我不斷問我的同事,我說我不知道在這裡做什麼。一班攝影師一字排開,成為了背景的一部份,好像很偉大似的,人人都樂此不疲地拍攝。但我真係唔知為咩。」

縱然思想掙扎又辛苦,譚志榮也能從中發掘到自己的喜好:「我喜歡拍攝時裝展的氣氛,這也是《明周》為什麼堅持要派人去影的原因,因為仍可保持自己獨特的角度。」即使雜誌未能刊出很多「氣氛相」,但他都覺得拍這些照片是值得的;「我覺得十年之後,這批照片會更突顯到它的價值,不論是對牌子本身的歷史,還是整個時裝展的文化。」

譚志榮後來發現,外國的時裝展攝影師都好專門,很少像香港的攝記要事事兼顧,既要拍攝台上模特兒「貓步」,又要拍攝台下台後台外的特寫和氣氛。他說:「他們拍Catwalk的就只是拍Catwalk,拍手袋就只是拍手袋,還有些專門只拍攝模特兒的妝容,或者拍攝後台的花絮。他們不少人做了很多年,一向只專門負責一個工種,自然技術高超,例如他們可以Close-up模特兒對鞋,是幾乎不用剪裁,但模特兒一直在天橋上走動呀!只有香港攝影師才這樣辛苦,要周圍走,不夠專業。」

不過,譚志榮覺得,他為《明周》拍攝時裝展還未算最艱苦,因他們仍可跟文字記者有商有量,地位對等。但某些香港傳媒是娛樂版的攝影記者去拍,他們要按照文字記者的指示去拍;而且在騷和騷之間還要去拍攝一些簡介會,經常沒有時間吃飯。有時攝影台已經很擠逼了,但他們一見到有香港的明星在台下,仍要擠到台下拍攝。「我真的很佩服。他們試過一天跑九場,還要晚上趕著傳相返香港,一場時裝展大約要傳100張照片,完全是「冇啖好食、冇覺好瞓」。」


雖然我們對娛記的印象還是帶有一點偏見,但他還是特別欣賞《蘋果日報》的一位娛樂版攝影記者:「他這幾年都有拍時裝展,他真的樂此不疲的做,我不知道他的照片好不好,但我見到他的工作態度很好,我很佩服。坦白說,我很少看別人的作品,但我會看別人的工作態度。我認為,態度大於作品。」

Saturday, September 07, 2013

雷日昇 ﹣攝影作為社會改革

攝影:雷日昇



















前言:要討論香港紀實攝影與社會運動的關係和歷史,相信香港社區組織協會(SoCO)主任何喜華和攝影記者雷日昇,是其中兩位必不可少的人物。何喜華可謂「以攝影推動社會議題」的先行者和幕後推手,他在93年與幾位攝影師策劃的《籠攝影集》,以展覧和攝影集的形式向大眾呈現籠屋居民的生活苦況,引起極大迴響;其後他也發起過不少關注社會議題的攝影計劃,如天台屋、精神病患者及露宿者。雷日昇在94年與幾位攝影記者和職工盟合作的《香港工人》攝影集,繼承了《籠攝影集》的傳統,深入了解藍領階層的工作境況。直至現在,雷日昇與SoCO合作的《野宿》、《野宿二》及《吾家》,以及有份參與的《住住先》,依然持續關注香港的露宿者和居住問題,是香港少見長期拍攝社會問題的紀實攝影師之一。

四月下旬到中環的少勵畫廊欣賞雷日昇的《吾家》攝影展,平實的黑白照片與畫龍點睛的文字,既能讓觀者了解露宿者當下的生存狀態,也能體會他們背後的生命故事。雷日昇說:「所謂紀實攝影,是要照片加上文字配合才能產生震憾。如果沒有文字表達他們的訴求,即使你影得再好,也沒有意思。」雷說話不慍不火,但他對紀實攝影的堅定信念,在這個充滿懷疑的年代,實在令我們汗顏。「我相信紀實攝影可以改變社會,而我想嘗試透過我的照片去改變社會一點東西。我覺得,紀實攝影應該是一種控訴。」

這句說話聽來簡單直接,卻是如雷貫耳。對於這種執著,他憶起讀攝影時老師曾帶給他的一點震憾:「老師談紀實攝影的時候,曾經提過一位攝影師叫尤金.史密夫(Eugene W. Smiths),他曾經花了好幾年時間,紀錄在日本一條村裡中了水銀毒的人,效果很震憾。當時我便想,原來攝影可以達到這種程度,是筆墨形容不了。」

雖然雷日昇的攝影風格未必具尤金.史密夫照片的浪漫色彩,但他們同樣抱著理想主義的精神,認為這類攝影計劃或多或少也會為社會帶來影響。例如94年他有份參與的《香港工人》攝影展,當時的港督彭定康也有來開幕剪綵,在臨走時彭定康跟他們說:「看完這些照片,令我感受到我對社會的責任。」這簡單的一句說話,在雷日昇眼中,這已是很大的成功:「他們從不會明白最低下層的工作,我覺得照片起碼可以讓高官看到他們平時看不到的事物,並不是高高在上什麼也不知道。」他也覺得在計劃之後,有些危險的工種例如手挖沉箱,已被機器取代了。「我不知道是否政府有人看完這些照片後有所行動,我無法追究。」

除了拍攝外,雷日昇更嘗試過主動向高官展示照片,期望爭取最大的效果:「我記得有一次採訪當時仍是政務司司長的曾蔭權,我真的親自交了本《野宿》攝影集給他,他隨手翻了幾頁來看,也顯得很愕然,走過來對我說:原來香港有這麼多露宿者? 那至少他現在會知道有這種情況。至於能否改變現實,是他的問題。」

《野宿》系列大概是雷日昇花最長時間拍攝的計劃,由99年開始,花了三年時間,外出探訪超過100次,終於完成了第一本關於露宿者的攝影集《野宿》。直至現在,雷依然堅持拍攝,並正籌備《野宿三》的工作。「露宿者是社會上最受忽視的一群,很多人都會誤解他們,像怕了他們似的。或者香港不少人要住在籠屋或板間房,但對於露宿者來說,他們是一無所有。」開始拍攝的時候,正值金融風暴之後,雷日昇對當時的景況依然記憶猶新:「我記得當時是99年,是露宿者數目的全盛時期,有千幾人在街頭露宿。那時很多人失業,連幾千元人工的工作都沒有,唯有逼住訓街。」

家庭問題、失業、炒股輸錢、買樓頓成負資產,成為露宿者固然各有前因。不過,雷日昇最深印象的,卻是一位住在深水埗九十幾歲的阿伯:「他是一位裁縫,堅持努力工作自力更新。我第一次與社工探望他的時候,他說不需要別人的幫助,還著我們離開。九十幾歲,仍靠自已雙手工作,完全沒領取綜援,平時收工後便睡在後巷,這種老一輩人實在讓人尊敬。可惜有一次再去探訪他時,街坊告訴我他已經走了。」

本以為攝影計劃能促進社會趨善,透過照片敦促政府解決政策不公的問題,偏偏他們卻以負面的方式應對,令人遺憾:「政府一直都抗拒露宿者,覺得他們影響市容。在未出《野宿》之前,沒有人知道他們睡在哪裡,政府較難掃場;但攝影集出版了後,政府人員便得悉這些地方,於是築起很多設施,如天橋底的石春、鐵絲網等,來阻礙他們在那裡露宿,這是比較負面的想法。」

不過,原來雷日昇這些年來的正能量和身體力行,早已感染了下一代而不自知:「早幾年我認識一位年輕攝影師叫阿龍(戴毅龍),他跟我說,他小時候正是讀過我們那本《香港工人》攝影集,看完後很想再做這項計劃。現在他很有心很活躍於紀實攝影,之前還有份發起《回歸十年.香港工人》攝影展,原來我影響了別人也不知道。」薪火相傳,作為父親的他也會教育兒子關注低下階層:「我有時也會把一些籠屋、板間房和露宿者的照片給我的兒子看,跟他說別人的慘況,教育他要關注社會。將來我都希望帶他落區了解一下。」

後記:

紀實攝影作為社會改革的工具悠來已久,近年最深刻的紀實攝影計劃,當數南非攝影師Jonathan Torgovnik的《Intended Consequences: Rwandan Children Born of Rape》,以一系列母親與子女的肖像和訪談,深入探討1994年盧旺達大屠殺期間,有大批婦女因被鄰族男人強姦而懷孕,到十多年後的今天,她們如何忍痛面對過去,並抱著矛盾的心情與子女共存,整項計劃讓人神傷又震憾。而攝影師更進一步成立「盧旺達基金」,期望除了以攝影引起大眾的關注外,也以實際行動協助他們就學和生活。


雷日昇說,社會的改變,是每個人的努力一點一滴累積,也是很多事情湊湊合合的成果。大概不論是攝影師、市民或政府,也有責任認真「看」清這些紀實照片,並投入參與改革社會,最終才能令社會趨善。



Thursday, April 18, 2013

吳曉東﹣由電視到圖片社

Photo by Ng Hiu Tung/Eyepress





















前言:



在這個新聞圖片價錢低廉和攝影記者地位不高的香港,由吳曉東一手一腳創立的新聞圖片社亞新社(下稱Eyepress),可謂香港新聞攝影界的奇葩。由電視台的前線記者,到自立通訊社成為攝影記者,再成為多元業務的幕後總監,吳曉東總是帶點理想主義的精神,和對新聞事業的一股衝勁。在這Eyepress十二年的苦拼和博弈之間,他腦裡其實只想著一件事:如何堅持讓新聞攝影發揮得更好。他更計劃成立基金,提昇攝影記者的質素和地位。



不講不知,吳曉東加入新聞攝影行列,原來是受兩位本地攝影記者的啟蒙:余偉建 (Vincent Yu) 和曾顯華(Arthur Tsang)。「當年我仍在TVB做新聞,菲律賓發生了第二次人民革命,公司就派我去馬尼拉做統籌。」有一次他帶上相機走到示威場面觀察,剛巧遇上美聯社的香港攝影記者余偉建,被他的工作模式深深吸引:「我見到Vincent在現場拍照、即時寫圖片說明兼傳送圖片,可以一個人很快地向全世界發佈新聞,並由自己判斷和決定怎樣處理新聞,感覺很具挑戰性。」當時吳曉東已對電視的採訪工作有點意見:「做電視新聞的流程其實頗長,由現場採訪、寫稿、剪接、編輯過目等等,直到六點半新聞出街,中間需要經過很多人,不是一個人便可控制報道的走勢。而且,我也開始厭倦要在鏡頭前表演的感覺。」



剎那間,吳曉東便決定當一個攝影記者,他更熱情得想即時見工:「當時我請Vincent介紹美聯社的攝影部主管給我認識,我就問她怎樣可以加入美聯社當攝記呢?她著我寄一些攝影作品給她看看。」後來他勉強湊合了十多張底片再掃瞄電郵給她,不過美聯社主管表示暫時沒有空缺,著他等一下消息。「等了一年多,開始構想如果美聯社不聘請我,怎樣才可以做到攝記呢?我便想到,應該先辭職到周圍拍攝,建立一下自己的portfolio,將來或者再有機會。」於是便在20017月正式辭職。



或許大家還記得歷史的演進。2001911日,美國發生了該國本土最嚴重的恐怖襲擊。當晚得悉消息的吳曉東簡直晴天霹靂:「為什麼我會辭職?為什麼我總會跟這些大新聞擦身而過?很後悔,那時感覺真的時不我予,心情很辛苦。」於是經過一晚的腦交戰後,第二天他便隨即買了第一部數碼單反相機和鏡頭,決定隻身飛去巴基斯坦的白沙瓦,採訪阿富汗的難民,他們因為911後美軍轟炸阿富汗而逃難到巴基斯坦。



來到白沙瓦,他親身體會到當攝影記者是很危險的事。「以前做文字記者感受不到,因為有時可以在公司收料,但攝記一定要在前線才可拍攝到,要冒好大的險。」他的一段經歷更讓人神傷:「有一次,有班記者想由白沙瓦進入阿富汗觀察一下,他們租了一架巴士,當時我一個阿富汗的路透社攝記朋友也有問我去不去。我當時想過,我沒有買保險,路途又遠,所以回覆說會考慮一下。怎料,最終那十幾位記者和攝記,還包括那位路透社的攝記朋友,中途遭到伏擊,全車人罹難,深深感受到做攝記的危險。」



不過,就在白沙瓦,吳曉東再次相遇他另一位啟蒙攝記Arthur Tsang:「初時《蘋果日報》並沒有派記者去採訪,他們都用我的圖片,後來他們就派了Arthur過來。」原來早在學生時代,他與Arthur已有一面之緣:「當時我仍是新聞系的學生,與一批大學生帶短波收音機赴泰緬邊境給流亡的緬甸學生武裝組織ABSDF,期間在泰國的一個記者會上遇到Arthur。」從他身上,吳曉東感受到衝擊和啟發:「他當時是一個香港人駐泰國的路透社攝影記者,我簡直覺得他是英雄!原來香港人做新聞可以做得這麼遠,並不只限於香港。自此我便立志想做通訊社記者。」



之後在白沙瓦再遇上他,感覺很巧合:「Arthur教懂我很多東西。而且他真的很好人,他知道我作為自由攝影師,如果他拍得多,那《蘋果日報》用我的圖片就會較少,所以他會刻意拍少一點,或者我去的地方他就不去,讓我有更多機會去拍照和刊登,他對我的支持實在很大,我也很感謝他。」吳曉東形容,Arthur對他新聞攝影的生命很重要:「他是一個大師,在我眼中,沒有什麼難倒他。他是一個寶藏,每一句說話,每一個動作,甚至是他圍住的那條頸巾,所有東西都可以學習。最重要的,是他很謙厚,不會目中無人,好『大度』。一個攝影記者能做到這麼『大度』,真的大開眼界。」



從白沙瓦回來之後,Eyepress的名字終於在報章上曝光,吳曉東覺得可以繼續拍攝新聞,用供稿的形式發展。同時,他又開始認識到一些內地攝影朋友,希望內地的攝影師可以供稿給Eyepress,再轉售給香港或海外媒體,讓Eyepress的網絡可以伸延到內地,結果Eyepress便變成了一間新聞圖片的代理機構。他說:「你要想像那個年代互聯網還不太流行,圖片並不是像現在上網那麼多。除了通訊社,媒體要獲得一張內地的新聞圖片並不容易。」結果他們開始建立網站,而且還讓本地媒體免費試用。可惜的是,當免費試用完結後,大部份媒體都沒有繼續用Eyepress的照片。「後來我了解,因為幾大通訊社每年已佔去他們購買圖片的所有預算,已經很難再額外付錢去買。」



隨著網絡的急促發展,慢慢連香港的大媒體都不用Eyepress的照片,因為他們在網上已能找到很多:「內地的圖片鋪天蓋地,很多也是免費的,所以我們在香港的業務便好像『一支箭咁跌落嚟』。我們本來很想紮根於香港,見報於香港,但這理想未能達到,香港出版界的預算實在非常有限。」反而海外如歐美的市場至今仍可維持:「他們每張照最低消費也要五十元美金一張,有些去到港幣二、三千元一張,最誇張試過二萬元港幣一張,給一本法國雜誌做封面,是一張印度的塞車街景圖片。歐洲相對美國又高價一點,不少圖片也值一百元歐羅一張,所以幸好仍有歐美市場。」他說,中國和印度的圖片,在歐美的需求很大:「你很難找到一個國家的新聞,每天都會在所有報紙出現,就是除了中國和印度,所以他們的圖片對Eyepress來說很重要。」有趣的是,雖然互聯網和手機程式APP迅速發展,但仍無損圖片在歐美的銷量和價值:「在歐美,他們仍追求高質素的圖片,來支持他們高質素的出版。而且因為現在一張圖片可以在網頁、手機、雜誌、APP等刊出,每個項目的銷售都會收費,總數加起來便成會一個較合理的價錢。加上新聞網站講求即時性,好像《華爾街日報》的網站,它可以即時放十張馬來西亞國慶日的圖片,比起以前只有在報紙刊登一張,現在銷售的機會其實大了不少,但就更加要求攝記的圖片除了好,還要快。」



不過,單靠銷售圖片始終無法支持Eyepress,結果2006年吳曉東便成立了「戶外電視新聞網絡」(ONN):「當時Eyepress的業務真的跌到最驚嚇的點,好差好差。」一次去新加坡旅行,他看到機場裡有幾個播放廣告的大型電視,即時想到如果能夠一張張好大的新聞圖片播放出來,應該很有衝擊力。於是回到香港,他便跟IT同事研究遠程電視更新圖片的技術,而且每張新聞圖片還要有說明文字和標題,所以他特別強調這是「新聞」網絡。現在不少咖啡店、餐廳、酒店或商廈都可以看到這些電視屏幕,以及裡面Eyepress的新聞內容和圖片。「當時是一個好絕望的情況下逼出來的想法,而ONN又慢慢將我們的圖片業務拉回上去,因為商戶的電視都訂用了Eyepress的圖片。」



報紙雜誌不用自己的圖片,便自己搭一個平台來用自己的圖片。吳曉東的靈活和決心實在無法想像。今年一月,Eyepress也開始發展它的廣告製作業務,成立了Eyecon Asia廣告公司。吳曉東說:「因為我們電視的數目,在香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加起來總共有600個,有一定的可能性做到廣告製作業務。但其實所有業務,最終也是為了Eyepress的新聞資訊服務。」那Eyepress的新聞圖片業務,將來的方向如何?「今時今日,我覺得新聞攝影不應只停留在一張硬照,而應該是多媒體(Multi-media)來的,它可以結合錄像和硬照最美麗的部份,然後將一件新聞事件還原,那是最完美的。」但他強調這不等於認同有些傳媒要求攝記既要拍錄像,又要拍硬照:「那不是Multi-media,而是Multi-task,但卻沒有Multi-payment,這是某些機構濫用了攝記的職能。如果那機構真的想發展這方面,應該認認真真給予攝記發揮空間,只要用一部相機,做完拍攝和錄影,而且出來的報道,不是錄像還錄像,圖片還圖片,而是很圓滿地結合兩件事。」



一位本來享受前線新聞工作的人,最終卻走上了幕後總監之路,吳曉東有時也覺得很無奈:「如果將來Eyepress成功的話,可以享受到這件事的人不是我,但我也不介意。如果我有機會再投入新聞工作當然是好事,但始終我要營運好間公司,如果當初無建立ONN而有今天的成績,Eyepress可能已經不存在。」



吳曉東在Eyepress掙扎奮鬥了十二年,當中也經歷過不少抗拒和內心掙扎。「當你離開一間好大的機構,才發現所謂樹大好遮蔭是真的。當初Eyepress要申請一些大型活動的採訪,經常被人RejectReject Reject,他們既不知道Eyepress是什麼來的,也不知道你拍完的圖片會放到哪裡。另一個尷尬是旁人奇怪的目光,他們會想吳曉東拿著相機做什麼呢?其實是一個頗大的心理關口。」但讓他覺得自尊最受傷害的,還是行業內對他的抗拒:「那時我們很努力想Eyepress與幾間通訊社看齊,成為通訊社之間聯合採訪的一員,但當時三大通訊社的圖片主任發電郵阻止,說這是通訊社的一貫做法。這件事令我覺得最難受的,是這幾大通訊社給人一種貴族的感覺,為什麼大家都是做新聞攝影,會有貴族放不開的架子?至今我仍耿耿於懷。」



不過,最大打擊的一次,大概是他的戰友、攝影記者謝家賢在2008年猝然離世。「個人來說,失去了謝家賢,是我人生裡一個很大的遺憾,因為我總是希望在Eyepress成功的時候,可以和他分享成果。」至今,這個傷口依然隠隠存在:「我現在仍很難面對他的媽媽,因為我和謝家賢的關係好像兄弟一樣,只要她見到我,就會想起謝家賢。每次看到她都像忍住痛苦微笑,我實在忍受不了這種感覺。」在Eyepress的辦公室門口當眼處,牆上仍然掛著時代周刊(Time)在2007年一個新聞特寫的版面,主角是當時準備連任特首的曾蔭權,而版面中的照片正是謝家賢拍攝。「雖然他走了,但他的新聞圖片仍繼續有人用,這是一件很特別的事。到今日,在每個月的海外銷售報告,仍經常見到謝家賢的Byline,便總覺得他仍在默默支持這間公司。」新聞圖片本是紀錄生命軌跡,但原來它也可以是生命的延續。為此,吳曉東希望兩年內能成立一個基金,惠澤行業:「我希望以謝家賢為名成立一個基金,除了紀念他,也希望可以訓練本地攝影記者。這是一筆入門的基金,期望足夠在兩年內支持到兩個攝記做一次海外的訓練或進修。」



想幫本地攝記,是因為吳曉東對他們懷有感情,總遺憾他們恨鐵不成鋼:「我經常覺得『好唔抵』,為什麼香港的攝記總是被人困在香港呢?即使到海外採訪,他們又被文字記者帶著走,記者說要去東就去東,說要去西就去西,連到餐廳食飯也要記者替他點菜。為什麼不能再獨立一點,成為一個能獨立採訪的攝記呢?我熱愛這個行業,作為行業的一份子,我愛屋及烏,希望基金可以改變到業內生態的不平衡。」

(本文的濃縮版刊登於4月號《攝影雜誌》)

Thursday, March 28, 2013

TimeOut HK: Hong Kong through a lens

2012.11.14 Cosmoprof Asia Conference @ Paul Yeung



















TimeOut Hong Kong 第127期的香港攝影專題,找來6位攝影師就五個主題拍攝香港:Life, Energy, Change, Time, Space。形式是有點老土,但過程也算好玩。有幸參與其中,拉低一下各位大師的格局!萬幸!

http://www.timeout.com.hk/art/features/57445/hong-kong-through-a-lens.html


Sunday, March 10, 2013

梁偉榮 – 「躝街」紀實攝影


                                                                 《獅子山》系列 copyright @ 梁偉榮


















前言:

梁偉榮是一位資深攝影記者,但閒來卻是一位「躝街」愛好者。他說:「我放假一起床便想『躝街』,留在家總覺得『周身唔聚財』。」就如很多老電影橋段一樣,浪子在街上漂泊流離拍攝,心裡卻總掂記著過去和老家,而他口中的老家,正是我們熟悉的獅子山。「獅子山是我老家的地標,無論我身在哪裡,只要望到它,就好像看到我的家。」說來淡然,卻可感受到一位土生土長香港人深深紮根的本土情懷。如是,《獅子山》系列就此誕生。

1996年尾開始,梁偉榮斷斷續續在香港不同地方拍攝獅子山,因為那裡充滿他童年的回憶:「我小時住在黃大仙上邨,在那裡出生長大,無論從學校或我爸店鋪走路回家,都總是向著獅子山。那裡可算是我的鄉下。」與近年不少消費懷舊保育的攝影發燒友不同,獅子山與梁偉榮有相當親密的淵源;當時他活在屋邨的景象,至今仍印象難忘:「那時還沒有冷氣,家家戶戶便會帶張帆布床在街上乘涼。我們會一邊對著獅子山乘涼,一邊聽街坊阿婆講故仔,有時會聽到關於獅子山的鬼故事。」

大概用「物是人非」也無法貼切形容香港的處境,只有「物非人非」才是最恰當的用詞。「我小時候居住的地方現在大都清拆掉了,舊的黃大仙上邨、下邨、我讀過的小學,甚至連周圍的地形都不同了。現在剩下最大的地標便只有獅子山。所以無論我身在哪裡,只要望到它,就好像看到我的家。」

梁偉榮看著照片可以侃侃而談他小時的經歷,例如摩士公園是他小學上體育課的地方,小巴是他乘搭往返旺角的交通工具而這些回憶則成了照片厚重的一部份,他說:「我的照片展示了我過去曾經出沒的地方,也是獅子山下人的平常生活。」因此,他的照片既是個人的緬懷,也是社會變遷的紀錄,游走於地景攝影(宏闊冷靜的城市景觀)、街頭攝影(敏銳又帶點隨性的小人物捕捉)和更多的個人追憶行為(重踏兒時生活之路)之間,無法界定,但整體給人一種平淡踏實的感覺,沒有大部份新聞攝影追求的戲劇性。照片中的獅子山就像是永恆的佈景一樣,無時無刻在背後凝望眾生的營營役役,我們有時甚至忽略了它。

梁偉榮說《獅子山》系列大約有60張照片左右,02年開始放慢了計劃,但到現在仍會間中繼續,只是有時會用手機拍攝。梁偉榮贊同他的拍攝方法較隨意,不拘泥照片的形式和用什麼相機,更不敢說是創作:「我覺得自己只是紀錄,但一系列的紀錄可能就變成了創作今次純粹為自己懷舊,並不是刻意要做一個展覧或作品,可以說是一個為自己的行為。」不過,他仍能大概歸納出一點拍攝的方法:「我會以獅子山做目標,這個點在照片中一定存在,然後再觀察環境和這個點的關係。」 而在過程中,拍攝的對象也慢慢起了變化:「最開始是一個好近的實物,後來慢慢去遠些拍攝,到最後,連假的印刷品我也會拍下。獅子山現已變成了一個符號。」這個變化的由來,當然要數2002年梁錦松的財政預算案,當時財爺以羅文《獅子山下》一曲的歌詞來勉勵香港人逆境自強,頓成城中話題。「當時坊間湧現大量利用獅子山圖像而創作的廣告和書籍,連整套《獅子山下》電視劇也推出售賣。」

不難想像,此後人們一看到梁偉榮的《獅子山》圖輯,很自然便會把「獅子山下港人奮發向上的精神」套在他照片的頭上。他對此感到無奈:「我只是想懷自己的舊,倒不是想說什麼香港人精神。梁錦松的說法根本很牽強,獅子山下的精神是什麼精神呢?其實只是難民精神,大家來這裡是掙扎求存。如果你要追源溯始,探究為什麼這班人要來奮鬥呢?那便要談到大中華歷史,一切也是時勢使然。」梁偉榮說他喜歡閱讀歷史,聽來所言非虛。

最終,獅子山成為了香港人集體的精神符號。在梁偉榮的照片裡,也看到獅子山在各種大型廣告、海報和報紙中出現,成為被消費的一份子。他強調拍攝這些假獅子山並沒有嘲笑或反諷的意思,只是紀錄了社會的變化。不過,在我看來,這些照片或多或少也有一種對抗主流解釋符號的意圖,它指出了獅子山就這樣輕易成為了別人無關痛癢的單一「集體回憶」,卻忘記了每個人都可以對它有不同的詮釋和感想。

梁偉榮身處的時代,也正是「新地景攝影」運動(New Topographic Movement)興起的年代。本港攝影記者如葉堅耀、謝至德、林健雄便曾於1997年一起出版《為未來懷舊》攝影集,紀錄當時為赤臘角新機場而興建的各項核心工程。梁偉榮坦言沒有受到這個運動的影響,也不知道同輩的行家在拍攝什麼。「90年代的攝影氣氛其實不錯,很多攝影記者都會帶兩部相機,一部是拍攝新聞工作,一部是拍攝自己計劃,但討論的氣氛卻不熱熾。」他覺得同輩的攝影記者嚴重地內歛,很少發表照片,他解釋:「一來沒有信心,二來由小到大的教育,也不鼓勵表現自己。三來沒有渠道,不像現在搬有FACEBOOK和網絡世界,舉辦展覧也要傾家蕩產,所以最多只會影下儲下,慢慢便容易放棄和擱置。」

幸好,梁偉榮對攝影的堅持直到現在。但想當年,他曾在繪畫和攝影之間爭扎過:「我以前中學有修藝術科,我覺得我繪畫的天份較高,但最多只能是一個畫匠。而當時我也有參加攝影學會,兩者其實我都有興趣。不過,繪畫一畫要坐上好幾小時,我太喜歡『躝街』,所以最終選擇了攝影。」喜愛『躝街』的天性,甚至讓他最近開了一個FACEBOOK專頁「一個人的流浪」,展示他最新的黑白街頭照。「我算是踏出了一步吧!只要有人看到就可以了。拍了這麼多年照片,我希望告訴自己,到現在仍堅持做一點事,對自己有個交代。」

聽來不免唏嘘又感動。不過心裡卻想著另一件事:如果以後「街頭攝影」改叫「躝街攝影」,你說多好!

個人簡介:
梁偉榮,現任《經濟日報》資深攝影記者。1991年觀塘職業訓練中心畢業後曾擔任體育及突發記者,其後在《星島》、《經濟日報》當攝影記者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