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日昇 ﹣攝影作為社會改革

攝影：雷日昇

前言：要討論香港紀實攝影與社會運動的關係和歷史，相信香港社區組織協會（SoCO）主任何喜華和攝影記者雷日昇，是其中兩位必不可少的人物。何喜華可謂「以攝影推動社會議題」的先行者和幕後推手，他在93年與幾位攝影師策劃的《籠攝影集》，以展覧和攝影集的形式向大眾呈現籠屋居民的生活苦況，引起極大迴響；其後他也發起過不少關注社會議題的攝影計劃，如天台屋、精神病患者及露宿者。雷日昇在94年與幾位攝影記者和職工盟合作的《香港工人》攝影集，繼承了《籠攝影集》的傳統，深入了解藍領階層的工作境況。直至現在，雷日昇與SoCO合作的《野宿》、《野宿二》及《吾家》，以及有份參與的《住住先》，依然持續關注香港的露宿者和居住問題，是香港少見長期拍攝社會問題的紀實攝影師之一。

四月下旬到中環的少勵畫廊欣賞雷日昇的《吾家》攝影展，平實的黑白照片與畫龍點睛的文字，既能讓觀者了解露宿者當下的生存狀態，也能體會他們背後的生命故事。雷日昇說：「所謂紀實攝影，是要照片加上文字配合才能產生震憾。如果沒有文字表達他們的訴求，即使你影得再好，也沒有意思。」雷說話不慍不火，但他對紀實攝影的堅定信念，在這個充滿懷疑的年代，實在令我們汗顏。「我相信紀實攝影可以改變社會，而我想嘗試透過我的照片去改變社會一點東西。我覺得，紀實攝影應該是一種控訴。」

這句說話聽來簡單直接，卻是如雷貫耳。對於這種執著，他憶起讀攝影時老師曾帶給他的一點震憾：「老師談紀實攝影的時候，曾經提過一位攝影師叫尤金．史密夫（Eugene W. Smiths），他曾經花了好幾年時間，紀錄在日本一條村裡中了水銀毒的人，效果很震憾。當時我便想，原來攝影可以達到這種程度，是筆墨形容不了。」

雖然雷日昇的攝影風格未必具尤金．史密夫照片的浪漫色彩，但他們同樣抱著理想主義的精神，認為這類攝影計劃或多或少也會為社會帶來影響。例如94年他有份參與的《香港工人》攝影展，當時的港督彭定康也有來開幕剪綵，在臨走時彭定康跟他們說：「看完這些照片，令我感受到我對社會的責任。」這簡單的一句說話，在雷日昇眼中，這已是很大的成功：「他們從不會明白最低下層的工作，我覺得照片起碼可以讓高官看到他們平時看不到的事物，並不是高高在上什麼也不知道。」他也覺得在計劃之後，有些危險的工種例如手挖沉箱，已被機器取代了。「我不知道是否政府有人看完這些照片後有所行動，我無法追究。」

除了拍攝外，雷日昇更嘗試過主動向高官展示照片，期望爭取最大的效果：「我記得有一次採訪當時仍是政務司司長的曾蔭權，我真的親自交了本《野宿》攝影集給他，他隨手翻了幾頁來看，也顯得很愕然，走過來對我說：『原來香港有這麼多露宿者？』 那至少他現在會知道有這種情況。至於能否改變現實，是他的問題。」

《野宿》系列大概是雷日昇花最長時間拍攝的計劃，由99年開始，花了三年時間，外出探訪超過100次，終於完成了第一本關於露宿者的攝影集《野宿》。直至現在，雷依然堅持拍攝，並正籌備《野宿三》的工作。「露宿者是社會上最受忽視的一群，很多人都會誤解他們，像怕了他們似的。或者香港不少人要住在籠屋或板間房，但對於露宿者來說，他們是一無所有。」開始拍攝的時候，正值金融風暴之後，雷日昇對當時的景況依然記憶猶新：「我記得當時是99年，是露宿者數目的全盛時期，有千幾人在街頭露宿。那時很多人失業，連幾千元人工的工作都沒有，唯有逼住訓街。」

家庭問題、失業、炒股輸錢、買樓頓成負資產，成為露宿者固然各有前因。不過，雷日昇最深印象的，卻是一位住在深水埗九十幾歲的阿伯：「他是一位裁縫，堅持努力工作自力更新。我第一次與社工探望他的時候，他說不需要別人的幫助，還著我們離開。九十幾歲，仍靠自已雙手工作，完全沒領取綜援，平時收工後便睡在後巷，這種老一輩人實在讓人尊敬。可惜有一次再去探訪他時，街坊告訴我他已經走了。」

本以為攝影計劃能促進社會趨善，透過照片敦促政府解決政策不公的問題，偏偏他們卻以負面的方式應對，令人遺憾：「政府一直都抗拒露宿者，覺得他們影響市容。在未出《野宿》之前，沒有人知道他們睡在哪裡，政府較難掃場；但攝影集出版了後，政府人員便得悉這些地方，於是築起很多設施，如天橋底的石春、鐵絲網等，來阻礙他們在那裡露宿，這是比較負面的想法。」

不過，原來雷日昇這些年來的正能量和身體力行，早已感染了下一代而不自知：「早幾年我認識一位年輕攝影師叫阿龍（戴毅龍），他跟我說，他小時候正是讀過我們那本《香港工人》攝影集，看完後很想再做這項計劃。現在他很有心很活躍於紀實攝影，之前還有份發起《回歸十年．香港工人》攝影展，原來我影響了別人也不知道。」薪火相傳，作為父親的他也會教育兒子關注低下階層：「我有時也會把一些籠屋、板間房和露宿者的照片給我的兒子看，跟他說別人的慘況，教育他要關注社會。將來我都希望帶他落區了解一下。」

後記：

紀實攝影作為社會改革的工具悠來已久，近年最深刻的紀實攝影計劃，當數南非攝影師Jonathan Torgovnik的《Intended Consequences: Rwandan Children Born of Rape》，以一系列母親與子女的肖像和訪談，深入探討1994年盧旺達大屠殺期間，有大批婦女因被鄰族男人強姦而懷孕，到十多年後的今天，她們如何忍痛面對過去，並抱著矛盾的心情與子女共存，整項計劃讓人神傷又震憾。而攝影師更進一步成立「盧旺達基金」，期望除了以攝影引起大眾的關注外，也以實際行動協助他們就學和生活。

雷日昇說，社會的改變，是每個人的努力一點一滴累積，也是很多事情湊湊合合的成果。大概不論是攝影師、市民或政府，也有責任認真「看」清這些紀實照片，並投入參與改革社會，最終才能令社會趨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