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June 01, 2014

大頭魔鬼的笑


長實主席李嘉誠接受內地「財新網」訪問,報道出街後又再引起大家的熱烈討論,究竟我們是「被寵壞了的孩子」還是「損壞了的精子」,對此我實在沒多大興趣。我倒對訪問中的一個小細節感到興奮莫名,李超人說:

「儘管把我扮成魔鬼的模樣,但看到那張照片我還是笑的。」(財新網,201436

所謂「魔鬼的模樣」,當然是指去年貨櫃碼頭工人罷工事件中,示威者製造了幾個大型頭像,把李嘉誠、李澤鉅和嚴磊輝等人打扮成「魔鬼的模樣」,並長江中心外向頭像投擲道具「髒物」,以示不滿。

隨後,和黃董事總經理霍建寧評論這次罷工示威事件,是「文革方式的手法」,他說:

「呢件事一路就係用文革方式的手法,來整咗我同事(嚴磊輝)個大頭相,又整李生(李嘉誠)幅大頭相,用文革方式來做……」(主場新聞,2013420日)

霍先生護主心切,似乎是相當不滿這類「大頭相」,身為中國人更是大忌,可以理解;中肯來說,這些頭像確是很大,但尺寸要縮細多少才能讓霍先生接受,就不得而知。況且,文革批鬥的時候都是真人示範,「大頭照片」獨是最高領導人的專利(例如我們偉大的毛主席),他們高舉你的大頭像,實也是奉若神明之舉,不亦樂乎?

最近,陳惜姿在《明報》的專欄裡,談到傳媒界內自我審查的例子,其中一例正與這張照片有關:

「攝影記者拍到一張和黃高層嚴磊輝和李嘉誠紙板公仔被掟『糯米雞』的相,上頭嫌這張相令兩位人士顯醜態,相片不准用。」(明報,2014222日)

表面上這牽涉到美與醜的哲學標準和道德問題,什麼是醜態?什麼是美態?為什麼醜態便不能刊登?醜態能掩蓋新聞價值嗎?當然,他們更重要的考慮不是這些正經八八的思考,而單純只是廣告利益:刊登了對大客戶不利的影像,容乜易會破壞左我地嘅友好關係,跟住抽我廣告?面對龐大利誘和自我妄想,那位傳媒「上頭」不愧「上哂頭」,還把「下面的頭」自己切掉變成「自宮日報」,悲乎?

於是,讀到李嘉誠說他「看到這張照片還是笑的」,實在悲喜交雜,感慨萬千。雖然無法知道李超人的「笑」是屬於「苦笑」、「恥笑」還是「天真的笑」,但能夠以「笑」來面對這張把自己妖魔化的面具(或真身),以「一笑置之」的胸襟面對批評,我實在非常欣賞,總好過霍先生之流的惡意批評,更好過傳媒高層的自我設限,他們都不是當事人,而只是圍在主人身邊的既得利益者,也再次印證「奴性」是我們社會面對的極大挑戰。

退一步來說,我們也很少知道領導人或知名人士,怎樣看新聞照片中的自己(或替身),他們會覺得自己顯得很醜嗎?還是喜歡這種捕捉到連自己也無法了解的真實自我?面對照片,這個曾經跟攝影師短暫的互動或相遇,他會有興趣了解攝影師的想法嗎?還是一點都不在意?也許,各公司內部的傳訊公關早對此一清二楚。

這讓我想起美國攝影師Jim Goldberg19771985年間的大型攝影計劃Rich and Poor,他深刻紀錄了八十年代美國富人與貧者的環境肖像。更特別的,是他主動邀請被攝者參與創作過程,更要求他們在照片沖哂出來後,在照片上寫上他們的感想和對該照片的看法。這種文字與照片的結合、攝影師和被攝者的交流、被攝者和照片的互動,為這類紀實攝影計劃增添了不少閱讀層次和視野。一方面他打破了過去這類紀實攝影計劃的第三者單向紀錄,被攝者很多時都不知道照片最終是怎麼樣、在哪裡發表、怎樣運用,更別說他們對自己被拍的照片會有什麼感想;另一方面,當我們閱讀Rich and Poor的照片時,他們手寫的文字提供了更複雜的情感和解讀,這不單是關於他們的作品,也是關於他們怎樣看自己和照片的作品;而且文字和影像時而矛盾、時而錯摸、時而伸延、時而互補,例如一位Cowboy Stanley在自己一家三口的照片上寫道:

When I look at this picture I feel alone. It makes me want to reach out to party and make our relationship work.

這裡,攝影師彷彿成了催眠師,透過攝影和影像的魔法,誘導了被攝者的靈魂,走出純粹富與貧的對比框架,帶出了他們的自我期許和想像伸延,令人震動。

如果把Rich and Poor這計劃放在香港,是怎樣的效果呢?我幻想,一邊是李嘉誠的魔鬼形象,照片下方他寫上「儘管把我扮成魔鬼的模樣,但看到那張照片我還是笑的。」,另一邊也許是來自香港攝影師陳巧真的攝影計劃「露宿者的家」,其中一張照片展示已露宿三年的富仔在白紙上貼上十字架,他說:

「我的家不在這裡,在耶和華裡。」


不知怎地,這樣對比起來,李嘉誠的笑又顯得有點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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