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頭魔鬼的笑

長實主席李嘉誠接受內地「財新網」訪問，報道出街後又再引起大家的熱烈討論，究竟我們是「被寵壞了的孩子」還是「損壞了的精子」，對此我實在沒多大興趣。我倒對訪問中的一個小細節感到興奮莫名，李超人說：

「儘管把我扮成魔鬼的模樣，但看到那張照片我還是笑的。」（財新網，2014年3月6日）

所謂「魔鬼的模樣」，當然是指去年貨櫃碼頭工人罷工事件中，示威者製造了幾個大型頭像，把李嘉誠、李澤鉅和嚴磊輝等人打扮成「魔鬼的模樣」，並長江中心外向頭像投擲道具「髒物」，以示不滿。

隨後，和黃董事總經理霍建寧評論這次罷工示威事件，是「文革方式的手法」，他說：

「呢件事一路就係用文革方式的手法，來整咗我同事（嚴磊輝）個大頭相，又整李生（李嘉誠）幅大頭相，用文革方式來做……」（主場新聞，2013年4月20日）

霍先生護主心切，似乎是相當不滿這類「大頭相」，身為中國人更是大忌，可以理解；中肯來說，這些頭像確是很大，但尺寸要縮細多少才能讓霍先生接受，就不得而知。況且，文革批鬥的時候都是真人示範，「大頭照片」獨是最高領導人的專利（例如我們偉大的毛主席），他們高舉你的大頭像，實也是奉若神明之舉，不亦樂乎？

最近，陳惜姿在《明報》的專欄裡，談到傳媒界內自我審查的例子，其中一例正與這張照片有關：

「攝影記者拍到一張和黃高層嚴磊輝和李嘉誠紙板公仔被掟『糯米雞』的相，上頭嫌這張相令兩位人士顯醜態，相片不准用。」（明報，2014年2月22日）

表面上這牽涉到美與醜的哲學標準和道德問題，什麼是醜態？什麼是美態？為什麼醜態便不能刊登？醜態能掩蓋新聞價值嗎？當然，他們更重要的考慮不是這些正經八八的思考，而單純只是廣告利益：刊登了對大客戶不利的影像，容乜易會破壞左我地嘅友好關係，跟住抽我廣告？面對龐大利誘和自我妄想，那位傳媒「上頭」不愧「上哂頭」，還把「下面的頭」自己切掉變成「自宮日報」，悲乎？

於是，讀到李嘉誠說他「看到這張照片還是笑的」，實在悲喜交雜，感慨萬千。雖然無法知道李超人的「笑」是屬於「苦笑」、「恥笑」還是「天真的笑」，但能夠以「笑」來面對這張把自己妖魔化的面具（或真身），以「一笑置之」的胸襟面對批評，我實在非常欣賞，總好過霍先生之流的惡意批評，更好過傳媒高層的自我設限，他們都不是當事人，而只是圍在主人身邊的既得利益者，也再次印證「奴性」是我們社會面對的極大挑戰。

退一步來說，我們也很少知道領導人或知名人士，怎樣看新聞照片中的自己（或替身），他們會覺得自己顯得很醜嗎？還是喜歡這種捕捉到連自己也無法了解的真實自我？面對照片，這個曾經跟攝影師短暫的互動或相遇，他會有興趣了解攝影師的想法嗎？還是一點都不在意？也許，各公司內部的傳訊公關早對此一清二楚。

這讓我想起美國攝影師Jim Goldberg在1977至1985年間的大型攝影計劃Rich and Poor，他深刻紀錄了八十年代美國富人與貧者的環境肖像。更特別的，是他主動邀請被攝者參與創作過程，更要求他們在照片沖哂出來後，在照片上寫上他們的感想和對該照片的看法。這種文字與照片的結合、攝影師和被攝者的交流、被攝者和照片的互動，為這類紀實攝影計劃增添了不少閱讀層次和視野。一方面他打破了過去這類紀實攝影計劃的第三者單向紀錄，被攝者很多時都不知道照片最終是怎麼樣、在哪裡發表、怎樣運用，更別說他們對自己被拍的照片會有什麼感想；另一方面，當我們閱讀Rich and Poor的照片時，他們手寫的文字提供了更複雜的情感和解讀，這不單是關於他們的作品，也是關於他們怎樣看自己和照片的作品；而且文字和影像時而矛盾、時而錯摸、時而伸延、時而互補，例如一位Cowboy Stanley在自己一家三口的照片上寫道：

When I look at this picture I feel alone. It makes me want to reach out to party and make our relationship work.

這裡，攝影師彷彿成了催眠師，透過攝影和影像的魔法，誘導了被攝者的靈魂，走出純粹富與貧的對比框架，帶出了他們的自我期許和想像伸延，令人震動。

如果把Rich and Poor這計劃放在香港，是怎樣的效果呢？我幻想，一邊是李嘉誠的魔鬼形象，照片下方他寫上「儘管把我扮成魔鬼的模樣，但看到那張照片我還是笑的。」，另一邊也許是來自香港攝影師陳巧真的攝影計劃「露宿者的家」，其中一張照片展示已露宿三年的富仔在白紙上貼上十字架，他說：

「我的家不在這裡，在耶和華裡。」

不知怎地，這樣對比起來，李嘉誠的笑又顯得有點冷。

（原文刊登在主場新聞：http://thehousenews.com/art/%E5%A4%A7%E9%A0%AD%E9%AD%94%E9%AC%BC%E7%9A%84%E7%AC%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