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February 28, 2008
《四代香港人》
好書不在乎厚薄大小,乃在其內容精闢獨到,讓人有反思空間。最近讀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當屬此列。
《四代香港人》雖是短短六十八頁的袋裝書,但卻鮮有以四代人的架構,簡單扼要地談論不同年代香港人的價值觀、得失和問題,配合作者自己作為第二代「戰後嬰兒」的經驗和反省,令讀者對香港人的價值轉變和世代之爭有概括的了解。
這書不禁讓人想起陳冠中的《我這一代香港人──成就與失誤》,也是香港戰後嬰兒的深切反省,他們開始對香港當代的亂況產生疑問:是誰造成現在香港的保守與價值單一?是誰造成現在香港的荒謬與徬徨?反思過後,答案往往就是他們這一代人。
那「四代香港人」是怎樣分法呢?根據呂大樂的說法,可分為以下幾代:
1920-40出生的是「第一代」:他們都經歷過戰亂,戰爭對他們的影響非常深遠;「他們總為明天的生活而憂,個人享受從來都不在他們的議程之上。」「一個面向是節儉、刻苦、不浪費、量入為出、認真、腳踏實地、做事親力親為、守時、把希望寄託在兒女身上,另一個面向則是固執、過份緊張、重男輕女、孤寒、害怕開罪權貴、忍氣吞聲等。」
但呂大樂最想說的,是第一代人很能忍受下一代「戰後嬰兒」的反叛,他們雖然為新事物都感到不安,但卻沒有凝聚成很大的阻力;相反,在心態上,他們都願意給下一代多點空間,多點容忍:「那時候天空海濶,很多事情都能夠以嘗試新鮮事物之名,一次又一次的『偷雞』。」同時,他們很專注為下一代創造條件,因為他們真心地覺得,未來是屬於下一代的,也沒有為未來設下太多規限,「或者對他們來說,能夠從戰亂中恢復過來,已經是一大進步。」
他們有期望,但也安份。
1946-65出生的是「第二代」,即所謂「戰後嬰兒」的一代:他們處於戰後社會的高增長期,機會很多;只要肯搏肯捱,總有上位的機會,造成他們深信弱肉強食的大道理,把「考試制度」與「競爭力」捧為金科玉律。他們人數眾多,所以他們的問題便成為社會關注的議題。「戰後嬰兒」年少有成,容易造成自我膨脹,有種捨我其誰的心態,好處是勇於承擔,壞處是不甘退下。
呂大樂本身就是「戰後嬰兒」,他不無反省地批評第二代人的自相矛盾:「曾幾何時,他們認為三十歲之前不讀馬克思的,缺乏激情,不夠浪漫,難成大器。年過三十之後的『戰後嬰兒』卻認為幾十歲人依然激進,則代表沒有長大,不夠成熟。」更大的問題是他們以自我為中心:「而且還要自以為是,有種指點江山的傲慢。」
「他們會歌頌七十年代的香港社會和香港人,將那段歷史看為以個人奮鬥去建設經濟繁榮(也因此覺得示威請願都是「搭便車」所為),卻記不起當年自己如何不滿殖民政府,認為市民要上街以行動來爭取權益。他們年輕時期也曾是性情中人,為了課外活動而廢寢忘餐,認為追求理想當仁不讓。到他們有機會引導下一代成長時,卻不斷要求年輕人講實際:參加海外交流是為提升語文能力;服務社會是因為有助於加強個人履歷,大學生的暑期活動都是畢業前找工作、入職的準備等等。」
最後呂大樂代表「戰後嬰兒」寫下這樣的懺悔錄:「其實,『戰後嬰兒』一代人沒有擔起他們的任務。他們成長於社會提供了很多機會的環境,並享受到各種成果。可是,他們未有真真正正的為下一代提供一個更開放、更公平的環境。第一代人給他們很多發展的空間,『戰後嬰兒』卻未有對年輕一代表現出同樣的包容。」
1966-1975出生的是「第三代」,即作者所說的「三十世代」(因這一代人大概都到了三、四十歲),他們沒考過升中試,結合精英主義衰落,結果他們也被稱為「平庸的一代」。他們踏入社會不久,便經歷經濟環境大轉變的時代,在這新環境裡,機會不是消失了,而是不再全面開放。「合約制」和「瘦身」是公司普及的新名詞,「負資產」則是他們時代共通的語言,於是他們被迫反省生活和工作的價值;他們較活在當下,懂得享樂和消費,「三十世代」活出了全新的生活態度和方式。
作者在這裡仍以懺悔的身份述說「三十世代」:「我對『三十世代』一直有一種奇怪的感覺:我們『戰後嬰兒潮』的一代,似乎是虧待了『三十世代』。今天在內地、台灣、韓國,『三十世代』意氣風發,躊躇滿志。年屆三十,代表新世代、新意識、新視野……在那些地方的『三十世代』已經上位,在各界別一展拳腳,帶來創新與轉變。」但在香港,顯然只是少數,他們仍受著「戰後嬰兒」的支配。
1976-1990出生的是「第四代」,他們是香港近代歷史上物質最充裕的一代,但卻不代表他們比任何一代都幸福。金錢、物質都不足以保證他們快樂,因為他們很早已獲得了,而寵壞他們的則是他們的父母,即是戰後嬰兒的一代。
戰後嬰兒深信社會競爭機制,結果他們為了自己的子女,就要越早預備越好。從幼稚園開始,家長已為第四代人裝備,選名校,返補習,上興趣班,無日無之。呂大樂如此說:「香港的第四代跟之前幾代人最不一樣的地方,是他們要面對來自爸媽的緊密監視(較正面的說法,是照顧)。今天的家長比任何一代都重視與子女的關係和建立良好子女關係的理論……他們對子女的關懷是毋須懷疑的。基於關心,他們不願意處於被動,坐視不理,也出於關心,他們決定不容許孩子們走上迂迴曲折的冤枉路。他們打算憑著自己的經驗,給下一代準備一切,幫助子女以高效能和高效率的方式達到目標,這些家長的一番好意,埋下了種種問題。」
什麼問題呢?最大的問題是:家長為第四代人安排得太多太好,「令孩子們少了一種發自內心、自我追求的熱情。」最終,孩子們把興趣班變成滿足成人期望而要完成的事功,把社會服務量化成學生履歷表項目。在他們的成長環境裡,失去了追求自我的自由和空間,現在社會的主流價值是如此具說服力,成人的價值全面塑造了青年人的精神面貌:「現在,衡量年輕人的表現只有一種標準或尺度。年輕人的思想行為越貼近成人世界越好,人生態度越現實,越世故越好。現在的成年人當然也容許年輕一代講理想,但那種理想要接近社會主流的一套。」
所以,第四代人,個性是奢侈品。「跟第四代人聊天時,不要問他們喜歡些什麼,因為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大難題。他們知道別人喜歡他們喜歡什麼,也知道自己不喜歡什麼,卻不能輕易講出內心真正的最喜歡。」
是誰之過?
當然,把香港人簡單的分作四代及分析其屬性,或許容易流於草率和概括;但我還是認為,這書的意義在於嘗試有系統地了解過去,並引導我們反省自身的處境,避免重蹈覆轍,尤其是在「如何為下一代重新創建自由和多元的空間」這問題上,更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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