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April 18, 2013

吳曉東﹣由電視到圖片社

Photo by Ng Hiu Tung/Eyepress





















前言:



在這個新聞圖片價錢低廉和攝影記者地位不高的香港,由吳曉東一手一腳創立的新聞圖片社亞新社(下稱Eyepress),可謂香港新聞攝影界的奇葩。由電視台的前線記者,到自立通訊社成為攝影記者,再成為多元業務的幕後總監,吳曉東總是帶點理想主義的精神,和對新聞事業的一股衝勁。在這Eyepress十二年的苦拼和博弈之間,他腦裡其實只想著一件事:如何堅持讓新聞攝影發揮得更好。他更計劃成立基金,提昇攝影記者的質素和地位。



不講不知,吳曉東加入新聞攝影行列,原來是受兩位本地攝影記者的啟蒙:余偉建 (Vincent Yu) 和曾顯華(Arthur Tsang)。「當年我仍在TVB做新聞,菲律賓發生了第二次人民革命,公司就派我去馬尼拉做統籌。」有一次他帶上相機走到示威場面觀察,剛巧遇上美聯社的香港攝影記者余偉建,被他的工作模式深深吸引:「我見到Vincent在現場拍照、即時寫圖片說明兼傳送圖片,可以一個人很快地向全世界發佈新聞,並由自己判斷和決定怎樣處理新聞,感覺很具挑戰性。」當時吳曉東已對電視的採訪工作有點意見:「做電視新聞的流程其實頗長,由現場採訪、寫稿、剪接、編輯過目等等,直到六點半新聞出街,中間需要經過很多人,不是一個人便可控制報道的走勢。而且,我也開始厭倦要在鏡頭前表演的感覺。」



剎那間,吳曉東便決定當一個攝影記者,他更熱情得想即時見工:「當時我請Vincent介紹美聯社的攝影部主管給我認識,我就問她怎樣可以加入美聯社當攝記呢?她著我寄一些攝影作品給她看看。」後來他勉強湊合了十多張底片再掃瞄電郵給她,不過美聯社主管表示暫時沒有空缺,著他等一下消息。「等了一年多,開始構想如果美聯社不聘請我,怎樣才可以做到攝記呢?我便想到,應該先辭職到周圍拍攝,建立一下自己的portfolio,將來或者再有機會。」於是便在2001年7月正式辭職。



或許大家還記得歷史的演進。2001年9月11日,美國發生了該國本土最嚴重的恐怖襲擊。當晚得悉消息的吳曉東簡直晴天霹靂:「為什麼我會辭職?為什麼我總會跟這些大新聞擦身而過?很後悔,那時感覺真的時不我予,心情很辛苦。」於是經過一晚的腦交戰後,第二天他便隨即買了第一部數碼單反相機和鏡頭,決定隻身飛去巴基斯坦的白沙瓦,採訪阿富汗的難民,他們因為911後美軍轟炸阿富汗而逃難到巴基斯坦。



來到白沙瓦,他親身體會到當攝影記者是很危險的事。「以前做文字記者感受不到,因為有時可以在公司收料,但攝記一定要在前線才可拍攝到,要冒好大的險。」他的一段經歷更讓人神傷:「有一次,有班記者想由白沙瓦進入阿富汗觀察一下,他們租了一架巴士,當時我一個阿富汗的路透社攝記朋友也有問我去不去。我當時想過,我沒有買保險,路途又遠,所以回覆說會考慮一下。怎料,最終那十幾位記者和攝記,還包括那位路透社的攝記朋友,中途遭到伏擊,全車人罹難,深深感受到做攝記的危險。」



不過,就在白沙瓦,吳曉東再次相遇他另一位啟蒙攝記Arthur Tsang:「初時《蘋果日報》並沒有派記者去採訪,他們都用我的圖片,後來他們就派了Arthur過來。」原來早在學生時代,他與Arthur已有一面之緣:「當時我仍是新聞系的學生,與一批大學生帶短波收音機赴泰緬邊境給流亡的緬甸學生武裝組織ABSDF,期間在泰國的一個記者會上遇到Arthur。」從他身上,吳曉東感受到衝擊和啟發:「他當時是一個香港人駐泰國的路透社攝影記者,我簡直覺得他是英雄!原來香港人做新聞可以做得這麼遠,並不只限於香港。自此我便立志想做通訊社記者。」



之後在白沙瓦再遇上他,感覺很巧合:「Arthur教懂我很多東西。而且他真的很好人,他知道我作為自由攝影師,如果他拍得多,那《蘋果日報》用我的圖片就會較少,所以他會刻意拍少一點,或者我去的地方他就不去,讓我有更多機會去拍照和刊登,他對我的支持實在很大,我也很感謝他。」吳曉東形容,Arthur對他新聞攝影的生命很重要:「他是一個大師,在我眼中,沒有什麼難倒他。他是一個寶藏,每一句說話,每一個動作,甚至是他圍住的那條頸巾,所有東西都可以學習。最重要的,是他很謙厚,不會目中無人,好『大度』。一個攝影記者能做到這麼『大度』,真的大開眼界。」



從白沙瓦回來之後,Eyepress的名字終於在報章上曝光,吳曉東覺得可以繼續拍攝新聞,用供稿的形式發展。同時,他又開始認識到一些內地攝影朋友,希望內地的攝影師可以供稿給Eyepress,再轉售給香港或海外媒體,讓Eyepress的網絡可以伸延到內地,結果Eyepress便變成了一間新聞圖片的代理機構。他說:「你要想像那個年代互聯網還不太流行,圖片並不是像現在上網那麼多。除了通訊社,媒體要獲得一張內地的新聞圖片並不容易。」結果他們開始建立網站,而且還讓本地媒體免費試用。可惜的是,當免費試用完結後,大部份媒體都沒有繼續用Eyepress的照片。「後來我了解,因為幾大通訊社每年已佔去他們購買圖片的所有預算,已經很難再額外付錢去買。」



隨著網絡的急促發展,慢慢連香港的大媒體都不用Eyepress的照片,因為他們在網上已能找到很多:「內地的圖片鋪天蓋地,很多也是免費的,所以我們在香港的業務便好像『一支箭咁跌落嚟』。我們本來很想紮根於香港,見報於香港,但這理想未能達到,香港出版界的預算實在非常有限。」反而海外如歐美的市場至今仍可維持:「他們每張照最低消費也要五十元美金一張,有些去到港幣二、三千元一張,最誇張試過二萬元港幣一張,給一本法國雜誌做封面,是一張印度的塞車街景圖片。歐洲相對美國又高價一點,不少圖片也值一百元歐羅一張,所以幸好仍有歐美市場。」他說,中國和印度的圖片,在歐美的需求很大:「你很難找到一個國家的新聞,每天都會在所有報紙出現,就是除了中國和印度,所以他們的圖片對Eyepress來說很重要。」有趣的是,雖然互聯網和手機程式APP迅速發展,但仍無損圖片在歐美的銷量和價值:「在歐美,他們仍追求高質素的圖片,來支持他們高質素的出版。而且因為現在一張圖片可以在網頁、手機、雜誌、APP等刊出,每個項目的銷售都會收費,總數加起來便成會一個較合理的價錢。加上新聞網站講求即時性,好像《華爾街日報》的網站,它可以即時放十張馬來西亞國慶日的圖片,比起以前只有在報紙刊登一張,現在銷售的機會其實大了不少,但就更加要求攝記的圖片除了好,還要快。」



不過,單靠銷售圖片始終無法支持Eyepress,結果2006年吳曉東便成立了「戶外電視新聞網絡」(ONN):「當時Eyepress的業務真的跌到最驚嚇的點,好差好差。」一次去新加坡旅行,他看到機場裡有幾個播放廣告的大型電視,即時想到如果能夠一張張好大的新聞圖片播放出來,應該很有衝擊力。於是回到香港,他便跟IT同事研究遠程電視更新圖片的技術,而且每張新聞圖片還要有說明文字和標題,所以他特別強調這是「新聞」網絡。現在不少咖啡店、餐廳、酒店或商廈都可以看到這些電視屏幕,以及裡面Eyepress的新聞內容和圖片。「當時是一個好絕望的情況下逼出來的想法,而ONN又慢慢將我們的圖片業務拉回上去,因為商戶的電視都訂用了Eyepress的圖片。」



報紙雜誌不用自己的圖片,便自己搭一個平台來用自己的圖片。吳曉東的靈活和決心實在無法想像。今年一月,Eyepress也開始發展它的廣告製作業務,成立了Eyecon Asia廣告公司。吳曉東說:「因為我們電視的數目,在香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加起來總共有600個,有一定的可能性做到廣告製作業務。但其實所有業務,最終也是為了Eyepress的新聞資訊服務。」那Eyepress的新聞圖片業務,將來的方向如何?「今時今日,我覺得新聞攝影不應只停留在一張硬照,而應該是多媒體(Multi-media)來的,它可以結合錄像和硬照最美麗的部份,然後將一件新聞事件還原,那是最完美的。」但他強調這不等於認同有些傳媒要求攝記既要拍錄像,又要拍硬照:「那不是Multi-media,而是Multi-task,但卻沒有Multi-payment,這是某些機構濫用了攝記的職能。如果那機構真的想發展這方面,應該認認真真給予攝記發揮空間,只要用一部相機,做完拍攝和錄影,而且出來的報道,不是錄像還錄像,圖片還圖片,而是很圓滿地結合兩件事。」



一位本來享受前線新聞工作的人,最終卻走上了幕後總監之路,吳曉東有時也覺得很無奈:「如果將來Eyepress成功的話,可以享受到這件事的人不是我,但我也不介意。如果我有機會再投入新聞工作當然是好事,但始終我要營運好間公司,如果當初無建立ONN而有今天的成績,Eyepress可能已經不存在。」



吳曉東在Eyepress掙扎奮鬥了十二年,當中也經歷過不少抗拒和內心掙扎。「當你離開一間好大的機構,才發現所謂樹大好遮蔭是真的。當初Eyepress要申請一些大型活動的採訪,經常被人Reject、Reject、 Reject,他們既不知道Eyepress是什麼來的,也不知道你拍完的圖片會放到哪裡。另一個尷尬是旁人奇怪的目光,他們會想吳曉東拿著相機做什麼呢?其實是一個頗大的心理關口。」但讓他覺得自尊最受傷害的,還是行業內對他的抗拒:「那時我們很努力想Eyepress與幾間通訊社看齊,成為通訊社之間聯合採訪的一員,但當時三大通訊社的圖片主任發電郵阻止,說這是通訊社的一貫做法。這件事令我覺得最難受的,是這幾大通訊社給人一種貴族的感覺,為什麼大家都是做新聞攝影,會有貴族放不開的架子?至今我仍耿耿於懷。」



不過,最大打擊的一次,大概是他的戰友、攝影記者謝家賢在2008年猝然離世。「個人來說,失去了謝家賢,是我人生裡一個很大的遺憾,因為我總是希望在Eyepress成功的時候,可以和他分享成果。」至今,這個傷口依然隠隠存在:「我現在仍很難面對他的媽媽,因為我和謝家賢的關係好像兄弟一樣,只要她見到我,就會想起謝家賢。每次看到她都像忍住痛苦微笑,我實在忍受不了這種感覺。」在Eyepress的辦公室門口當眼處,牆上仍然掛著時代周刊(Time)在2007年一個新聞特寫的版面,主角是當時準備連任特首的曾蔭權,而版面中的照片正是謝家賢拍攝。「雖然他走了,但他的新聞圖片仍繼續有人用,這是一件很特別的事。到今日,在每個月的海外銷售報告,仍經常見到謝家賢的Byline,便總覺得他仍在默默支持這間公司。」新聞圖片本是紀錄生命軌跡,但原來它也可以是生命的延續。為此,吳曉東希望兩年內能成立一個基金,惠澤行業:「我希望以謝家賢為名成立一個基金,除了紀念他,也希望可以訓練本地攝影記者。這是一筆入門的基金,期望足夠在兩年內支持到兩個攝記做一次海外的訓練或進修。」



想幫本地攝記,是因為吳曉東對他們懷有感情,總遺憾他們恨鐵不成鋼:「我經常覺得『好唔抵』,為什麼香港的攝記總是被人困在香港呢?即使到海外採訪,他們又被文字記者帶著走,記者說要去東就去東,說要去西就去西,連到餐廳食飯也要記者替他點菜。為什麼不能再獨立一點,成為一個能獨立採訪的攝記呢?我熱愛這個行業,作為行業的一份子,我愛屋及烏,希望基金可以改變到業內生態的不平衡。」

(本文的濃縮版刊登於4月號《攝影雜誌》)

Thursday, March 28, 2013

TimeOut HK: Hong Kong through a lens

2012.11.14 Cosmoprof Asia Conference @ Paul Yeung



















TimeOut Hong Kong 第127期的香港攝影專題,找來6位攝影師就五個主題拍攝香港:Life, Energy, Change, Time, Space。形式是有點老土,但過程也算好玩。有幸參與其中,拉低一下各位大師的格局!萬幸!

http://www.timeout.com.hk/art/features/57445/hong-kong-through-a-lens.html


Sunday, March 10, 2013

梁偉榮 – 「躝街」紀實攝影


                                                                 《獅子山》系列 copyright @ 梁偉榮


















前言:

梁偉榮是一位資深攝影記者,但閒來卻是一位「躝街」愛好者。他說:「我放假一起床便想『躝街』,留在家總覺得『周身唔聚財』。」就如很多老電影橋段一樣,浪子在街上漂泊流離拍攝,心裡卻總掂記著過去和老家,而他口中的老家,正是我們熟悉的獅子山。「獅子山是我老家的地標,無論我身在哪裡,只要望到它,就好像看到我的家。」說來淡然,卻可感受到一位土生土長香港人深深紮根的本土情懷。如是,《獅子山》系列就此誕生。

1996年尾開始,梁偉榮斷斷續續在香港不同地方拍攝獅子山,因為那裡充滿他童年的回憶:「我小時住在黃大仙上邨,在那裡出生長大,無論從學校或我爸店鋪走路回家,都總是向著獅子山。那裡可算是我的鄉下。」與近年不少消費懷舊保育的攝影發燒友不同,獅子山與梁偉榮有相當親密的淵源;當時他活在屋邨的景象,至今仍印象難忘:「那時還沒有冷氣,家家戶戶便會帶張帆布床在街上乘涼。我們會一邊對著獅子山乘涼,一邊聽街坊阿婆講故仔,有時會聽到關於獅子山的鬼故事。」

大概用「物是人非」也無法貼切形容香港的處境,只有「物非人非」才是最恰當的用詞。「我小時候居住的地方現在大都清拆掉了,舊的黃大仙上邨、下邨、我讀過的小學,甚至連周圍的地形都不同了。現在剩下最大的地標便只有獅子山。所以無論我身在哪裡,只要望到它,就好像看到我的家。」

梁偉榮看著照片可以侃侃而談他小時的經歷,例如摩士公園是他小學上體育課的地方,小巴是他乘搭往返旺角的交通工具…而這些回憶則成了照片厚重的一部份,他說:「我的照片展示了我過去曾經出沒的地方,也是獅子山下人的平常生活。」因此,他的照片既是個人的緬懷,也是社會變遷的紀錄,游走於地景攝影(宏闊冷靜的城市景觀)、街頭攝影(敏銳又帶點隨性的小人物捕捉)和更多的個人追憶行為(重踏兒時生活之路)之間,無法界定,但整體給人一種平淡踏實的感覺,沒有大部份新聞攝影追求的戲劇性。照片中的獅子山就像是永恆的佈景一樣,無時無刻在背後凝望眾生的營營役役,我們有時甚至忽略了它。

梁偉榮說《獅子山》系列大約有60張照片左右,02年開始放慢了計劃,但到現在仍會間中繼續,只是有時會用手機拍攝。梁偉榮贊同他的拍攝方法較隨意,不拘泥照片的形式和用什麼相機,更不敢說是創作:「我覺得自己只是紀錄,但一系列的紀錄可能就變成了創作…今次純粹為自己懷舊,並不是刻意要做一個展覧或作品,可以說是一個為自己的行為。」不過,他仍能大概歸納出一點拍攝的方法:「我會以獅子山做目標,這個點在照片中一定存在,然後再觀察環境和這個點的關係。」 而在過程中,拍攝的對象也慢慢起了變化:「最開始是一個好近的實物,後來慢慢去遠些拍攝,到最後,連假的印刷品我也會拍下。獅子山現已變成了一個符號。」這個變化的由來,當然要數2002年梁錦松的財政預算案,當時財爺以羅文《獅子山下》一曲的歌詞來勉勵香港人逆境自強,頓成城中話題。「當時坊間湧現大量利用獅子山圖像而創作的廣告和書籍,連整套《獅子山下》電視劇也推出售賣。」

不難想像,此後人們一看到梁偉榮的《獅子山》圖輯,很自然便會把「獅子山下港人奮發向上的精神」套在他照片的頭上。他對此感到無奈:「我只是想懷自己的舊,倒不是想說什麼香港人精神。梁錦松的說法根本很牽強,獅子山下的精神是什麼精神呢?其實只是難民精神,大家來這裡是掙扎求存。如果你要追源溯始,探究為什麼這班人要來奮鬥呢?那便要談到大中華歷史,一切也是時勢使然。」梁偉榮說他喜歡閱讀歷史,聽來所言非虛。

最終,獅子山成為了香港人集體的精神符號。在梁偉榮的照片裡,也看到獅子山在各種大型廣告、海報和報紙中出現,成為被消費的一份子。他強調拍攝這些假獅子山並沒有嘲笑或反諷的意思,只是紀錄了社會的變化。不過,在我看來,這些照片或多或少也有一種對抗主流解釋符號的意圖,它指出了獅子山就這樣輕易成為了別人無關痛癢的單一「集體回憶」,卻忘記了每個人都可以對它有不同的詮釋和感想。

梁偉榮身處的時代,也正是「新地景攝影」運動(New Topographic Movement)興起的年代。本港攝影記者如葉堅耀、謝至德、林健雄便曾於1997年一起出版《為未來懷舊》攝影集,紀錄當時為赤臘角新機場而興建的各項核心工程。梁偉榮坦言沒有受到這個運動的影響,也不知道同輩的行家在拍攝什麼。「90年代的攝影氣氛其實不錯,很多攝影記者都會帶兩部相機,一部是拍攝新聞工作,一部是拍攝自己計劃,但討論的氣氛卻不熱熾。」他覺得同輩的攝影記者嚴重地內歛,很少發表照片,他解釋:「一來沒有信心,二來由小到大的教育,也不鼓勵表現自己。三來沒有渠道,不像現在搬有FACEBOOK和網絡世界,舉辦展覧也要傾家蕩產,所以最多只會影下儲下,慢慢便容易放棄和擱置。」

幸好,梁偉榮對攝影的堅持直到現在。但想當年,他曾在繪畫和攝影之間爭扎過:「我以前中學有修藝術科,我覺得我繪畫的天份較高,但最多只能是一個畫匠。而當時我也有參加攝影學會,兩者其實我都有興趣。不過,繪畫一畫要坐上好幾小時,我太喜歡『躝街』,所以最終選擇了攝影。」喜愛『躝街』的天性,甚至讓他最近開了一個FACEBOOK專頁「一個人的流浪」,展示他最新的黑白街頭照。「我算是踏出了一步吧!只要有人看到就可以了。拍了這麼多年照片,我希望告訴自己,到現在仍堅持做一點事,對自己有個交代。」

聽來不免唏嘘又感動。不過心裡卻想著另一件事:如果以後「街頭攝影」改叫「躝街攝影」,你說多好!

個人簡介:
梁偉榮,現任《經濟日報》資深攝影記者。1991年觀塘職業訓練中心畢業後曾擔任體育及突發記者,其後在《星島》、《經濟日報》當攝影記者至今。

Thursday, February 14, 2013

岑允逸﹣擺脫嘩眾美學

copyright@Dustin Shum

前言:

由攝影記者變身成Dead-pan自由攝影師,從攝影評論人到The Salt Yard Gallery的策展人,岑允逸可謂少數「周身刀、張張利」的獨立創作者。他對每個範疇都有貫徹的執行力和獨特清晰的見解,談話的對答也見其豐富的想像力和比喻。不過,他的作品卻冷峻和內歛得讓人退避三舍。「有時我希望我的作品可以悶死人,但其實好難。」岑允逸說。

「攝影悶死人」,大概只有《密探睥死羊》(The men who stare at goats)才能與之比拼。究竟George Clooney雙眼較強,還是岑允逸的照片更勁?

原來岑允逸讀書時的理想是做攝影記者。「我未讀理工攝影設計系之前已經做過一年《天天日報》,後來94年畢業後,我說過入到《南華早報》就不會走。」果然,後來他真的入到《南華早報》做攝記,一做13年,最終卻在2008年膽粗粗辭工,當個全職藝術家。「其實當時的工作已經頗有挫敗感,一來我知道做新聞攝影,你的照片永遠無法100﹪傳遞到你的想法;二來雞肋式的工作慢慢沖淡了我的衝勁。辭職其實是希望保住對攝影的熱情。」

誰也估不到,岑允逸攝影之路的轉捩點,是2003年五十萬人參與的七一大遊行。遊行令董伯伯下了台,但同時也讓岑獲得一個啟示。「03年,我在藝穗會舉辦了首個相展,叫《別名:Xianggang》,展期剛巧跨過七一。當時搞相展是因為覺得自己有種窒息的感覺,缺乏啟迪機會,連朋輩之間的學習對象也沒有,要渲洩一下。」就在七一當日,不少遊行人士散隊後經過藝穗會看了他的展覧,令他大感意外:「很多參觀者都不是藝術展覧的常客,但卻寫了大量的留言給他。照片引發到市民的一點情緒,實在出乎意料。當時我經常矮化自己,認為自己做的事並沒有價值和意義,這次經驗讓我重新肯定,即使是自己最卑微的觀點和睇法,對所有人都有影響。」從此他開始反省攝記之路是否應該走下去。

要捨棄一份高薪職位和曾經的理想,雖有家人的支持,但內心的掙扎依然很大。不過,最終他還是說服不了自己把攝記當做終身職業。「當時跳出來最憂慮是沒有一個Role Model給你參考,怎樣做一個全職的攝影創作者。那時是有點迷失。」朋友都關心他如何生存,他倒沒太多考慮:「其實我不太關心自己可否生存,我最關心的是如何有好的創作環境,如何蘊釀新的作品。我的作品賣錢與否,我不太認真去看。當然吃飯的問題是要解決,可能我要犧牲不少,例如少看一齣戲,少買一本書,或者窮到一年穿一對鞋也未換,但我覺得這些犧牲都好值得。最重要是What’s next?」

成為全職的攝影創作人後,岑允逸舉辦和參與過不少展覧,也起動了幾個攝影計劃。熟悉他作品的人都知道,無論是《係.唔係樂園》、《奧運健兒寫真》、《某座》還是《廣東商場漫遊》,他的影象冷峻、抽離而不失細緻的觀察。他形容自己作品的美學是「去感性、去浪漫、去詩意」。他說:「我覺得攝影本身便是一種不感性、不浪漫、不詩意的東西。攝影就像我們看月光,永遠只有一面向著我們,那代表了浪漫和感性;但背後那最黑暗、最陰沉的一面,其實卻確確實實存在。我只不過把Dark side of the moon給大家看,也沒有改變攝影的特質。」曾經當過攝記,岑允逸說他以前較強調視覺衝擊(Visual Impact),因為報紙要在幾秒間搶到別人的眼球;但他現在希望自己的照片會擺脫這種「嘩眾美學」:「這也可能是因為年紀大了而非刻意調節,人成長了自然便沉澱更多。」有人則形容他的創作有自虐的傾向,他表示贊同:「很多人覺得欣賞照片要獲得感官的滿足,但我的照片不會令人覺得很親近,很「LIKE」;我有時也很討厭自己的作品,我經常處於一種不舒服的狀態,但我就是要Provoke這種情感,所以既矛盾,又自虐。」

自虐的關鍵,當然是從痛苦中得到快樂,顯然岑允逸樂在其中,而且樂得發展了一套拍攝計劃的方法:「我的強項不是拍攝Hard Documentary,所以我會先擬定好我關注的議題(Issue),再找一個合適的切入點和對象(Subject)來拍攝。例如拍攝公園,我不是因為公園而拍攝公園,而是透過公園作為切入點,來看不同地方的統治者對理想國度的睇法;始終公園是一個烏托邦式的表現,通常是最有秩序最整潔的地方。通過展現公園,嘗試諷刺國家改革開放及城市發展是否能讓每個人得益呢?又例如我拍《奧運健兒寫真》,當然不是想談奧運,而是講扭曲了的愛國主義。」

關注社會文化議題,一直是岑允逸的拍攝宏旨,因為他深信這是攝影的天性:「Robert Adams也曾麻怨過為何攝影要背負與現實社會打交道的包袱和責任,卻不能像其他藝術媒介一樣天馬行空地創作。但沒辦法,這是攝影的天性。背負的責任越大,力量也越大,這是倒轉蜘蛛俠的講法。」而從他對攝影師喜好的變化,大概也領略到他紀實創作上的心態變化。「我以前想做多些批判性的攝影,在香港創作諷刺性作品的人不多,《係.唔係樂園》其實想走類似Martin Parr的諷刺態度,但後來發現我學不了,因為香港沒有階級,像英國這樣有階級之分才能培養出諷刺性的作品。而且,我成長於藍領家庭,思維從基層出發。玩諷刺要從高往低看,我無法抽離身份去做這件事。」岑允逸說一直喜歡Jim Goldburg的作品,認為他成功的地方在於了解攝影媒介的缺憾,並懂得利用不同媒介的特質來補足攝影的漏洞。不過,他近年最欣賞的是Mitch Epstein的《American Power》攝影集,他說:「本書談的是美國的能源,看似很平常,但其實美國的能源問題很重大。美國政府為了能源而打仗,能源公司的資金也操控了很多政治力量。你看《American Power》的拍攝對象很小,但格局和訊息都很大。要把每塊細小的拼圖,組合成很宏大的Big Picture,要有很實在的想法和高度技巧。我現在也傾向這種創作模式,但正在思考中。」

岑允逸要思考的問題不止於創作,還有關於攝影的問題。他寫的攝影評論向來以疏理脈絡為主,也引導讀者欣賞各類攝影作品。不過他既是創作人,又是評論人,角色之間可有矛盾?他說:「其實衝突頗大,我們攝影師會知道同行的創作難度,有時會因為體諒他們執行上的限制,而在評論上避重就輕,那就不妥當。」他又覺得,寫評論好像「自己挖一個陷阱給自己」,始終創作有時很重個人喜好,而評論卻強調理性分析,故有可能踏進自己的評論陷阱而不自知。「有時也會覺得很狠狽,但寫了才安樂,尤其是現代世界有這麼多思潮和想法。寫評論也好為自己疏理一下關於攝影的問題。」在香港,寫攝影評論的人好像少之又少,岑允逸也費解:「香港其實應該有不少有學識的人可以寫攝影評論,但現在攝評卻明顯不足。雖然關於攝影的網站也很多,針對攝影師或作品的「影評式」評論也不少,但專注深入分析攝影媒介的本身卻很缺乏。攝影評論人Jorg M. Colberg現在也多反思攝影媒介本身,例如攝影怎樣影響我們,我們用什麼態度對待攝影等,在這個時代可能會更有意思。」

現在,岑允逸還擔當了一個新攝影畫廊The Salt Yard的策展人角色,當然他也有一套策展理念:「我選擇作品的先抉條件,一是不為香港人熟悉;二是背後有很厚重的社會意味;三是我喜歡他的作品。之後,我會再以抽離的角度來欣賞作品,試試會否找到一些其他人忽略了的特質。我覺得策展人不是一個侍應,只是端一碟餸菜出來給客人吃,而是好像Today’s Special,你要告訴觀眾這個作品或攝影師有某些特點值得留意。」攝影記者出身的他繼續說:「我依然有種舊式的思維,希望作品背後要表達到人物的生存狀態、社會狀態和意識形態。我們現在看到很多私寫真和個人化作品,往住是了解創作者本身,多過是社會和世界。」這也是他們辦非商業畫廊的其中一個原因:「商業畫廊不會刻意突出社會元素,因為這對市場銷售沒有幫助。我曾跟一個畫廊職員聊天,他總是侃侃而談,說會邀請有Talent的創作者來展覧……他們的賣點是Talent,而不是反思社會。」

近年香港的博物館和藝術館也多舉辦了一些大型攝影展,但評價不一。岑允逸認為這類主題性展覧往往格局太大,視野也要很宏大,涉獵的範圍很廣,很挑戰策展人的功力和視野,「但倒頭來又有幾多人做得到?」相反,他覺得可以多舉辦一些較聚焦的小型攝影展:「我們看展覧不是要像吃雜果新地一般,要吃很多不同的水果,過於強調量多。」為此他更走到日本考察,看看當地的畫廊風景,他說:「我到過二、三十個畫廊,很多空間很小的畫廊,像百多呎的部屋,雖然很多作品既不精彩也未必是我杯茶,但卻能認真地營造一種氣氛,讓觀者也嘗試認真地投入作品。」這種實體畫廊的經驗,大概只有很少現代人感受過了,我們都沉迷網上的虛擬網站來看照片和錄像,岑允逸卻不敢苟同:「實體畫廊的經驗實在無法取代,我讀過日本著名出版社蒼穹社的書,談到攝影集和展覧的關係時作了個比喻:參觀展覧等於欣賞現場音樂演唱,而攝影集就等於聽CD一樣。如果我再伸延下去,網上看圖其實便好像聽收音機的電台節目。觀眾選擇到實體畫廊看喜歡的展覧,情感是主動的,再配合畫廊營造的氣氛,能吸收到的資訊是最好的。」

當代策展人經常被批評過於詮釋、甚至扭曲攝影師的作品原意。岑允逸覺得這無可厚非:「這很難衡量,尤其是Group Show,如果策展人太過和稀泥,只把一堆攝影師的作品綑在一起展出,也很沒個性。策展人有時是要重新演繹作品,這無可避免;但重要是,策展人可以Overpower攝影師,卻不應Overpower觀眾。」他認為,策展人、攝影師和觀眾,三者不一定要在同一個調子中,有時甚至互相矛盾,反而讓閱讀的肌理層次更豐富。「如果三者都在同一個鼻孔出氣,那欣賞展覧便少了很多思維的衝擊。我不想太控制觀眾的想法和節奏,盡量多留一點空間。」

The Salt Yard是個全自資、獨立的非商業攝影畫廊,資源少,租金壓力大,又不賣照片,而且旨在引進外國和兩岸攝影作品,聽來簡直是天方夜談;但三個談理想講興趣的男人走在一起,最終便成了事。「去年馬熙烈和吳嘉華邀請我一起搞作,我們三個人都喜歡看攝影展覧和讀攝影集,很自然便想到搞畫廊。我們是以一種謙卑的態度去運作,沒有要達致什麼成就的野心,那便可很享受地運作下去。」看來他依然貫徹那種全程投入的生命態度。那興趣背後有沒有期望?「我們只希望把畫廊完成和做好,就當大家有一個體會和歷煉。我心目中沒有完美的畫廊模式,卻只有一個理想的畫廊生態圈,希望香港可以包容到不同風格和規模的畫廊,支持到不同的攝影人口,那才是完美。」

後記:

引言提到電影《密探睥死羊》,本來只是戲言一則,卻因為寫這篇訪問而再看一遍,發現角色的心理處境和電影的信念竟出奇地跟他們相似。即使那組「異能部隊」(Jedi Warriors)看來是如此荒誕和理想化,但憑著堅定的信念,至少他們還可解放被虐的囚犯和被困的羔羊。Ewan McGregor在最後一幕說:「我們需要成就自己,我們需要Jedi!」The Salt Yard的成員大概正是如此。互勉之。


Monday, February 04, 2013

《前線》正式面世!

























香港攝影記者協會的網上雜誌《前線》正式面世!
http://hkppa.net/archives/594

2013.01.01 政府總部

















2013.01.01 政府總部


你說紫荊的白原來是血紅
舞台佈景拆了又建成一樣
戲服如常在追逐潮流
對白在重覆
錄音機播放安心的節拍
燈光落在臉容模糊的主角
手裡高舉那土地特製的葡萄酒
聽說那是舊瓶
只有植在灰暗角落裡的一棵塑膠樹
在那不變的世界
無聲地腐朽

Monday, January 21, 2013

Saturday, December 22, 2012

Wednesday, November 21, 2012

Monday, November 12, 2012

















2012.11.10 國際美酒展

Saturday, October 13, 2012

Sunday, October 07, 2012

時凶獵殺 (Looper)


























注意:文章肯定「含」情節,楊怡否認「吹」雞巴。(對聯抽水時間!)

原來香港把電影Looper譯作《時凶獵殺》,實在唔駛獵殺都想死。一齣好電影值得配更獨特的名字來流芳百世。30年後叫「時凶中中」「時凶共共」的電影多到恆河沙數亂哂籠,大概要拍一齣「時凶胸胸」的爛鬼三級小電影才可消心頭之悲,小電影講述未來的老闆要把那些只懂將電影譯作「時凶差差」的宣傳大員送到30年前做隆胸手術,經過一輪與fucker超性能力激戰之後,最終各fucker要等30年才可以射一次回到過去的精。蕭若元聽到也很想投資拍攝吧。

說完無聊的開場白,言歸主題。無可否認,《時凶獵殺》的部份特技畫面「藍幕」感覺過份突出,中段情節推進特別緩慢,後來男女主角上床一幕何其無謂,但也不能抹殺它有一齣好電影的最基本元素:啟發性和創意。雖然從電影中我們看到《2020》(Blade Runner)、《未來戰士》(The Terminator)和《大隻佬》的影子,但卻結合得相當悅目和細緻,部份橋段和場景更是讓人眼界一開。從過去《回到未來》式的時間悖論緊湊情節,發展到現在帶點因果循環的大愛關懷,《時凶獵殺》可謂同類型科幻電影中的佼佼者。

電影主題一直圍繞「人生」、「宿命」、「愛恨」和「因果」而慢慢開展。男主角JOE是位LOOPER,專門受聘殺死來自未來被買兇的人。LOOPER的人生框架早已被安排好:短時間內希望賺最多的銀兩,直至老闆要求終止合約時,便會把30年後的你送到現在給你親手槍斃,即所謂Close the Loop,時間上的一種無限循環:現在的你殺死30年後的你,到你活了30年後,又被送到30年前給年輕的自己幹掉,循環不止,萬劫不復,好像是一種永恆的懲罰,Looper這名詞大概也有這個意思。那幾乎是一種宿命框架,所以JOE也抱著活在當下的人生態度,即使好像沒有一個終極未來(其實又有誰會有?),但還是規劃好自己的人生,希望能好好渡過這人生僅餘的30年。

電影以時間飛快的畫面,展示了JOE這30年的變化,最後「老JOE」在中國落地生根,學好普通話,還遇到一位中國姑娘,跟她結婚。他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也隨之而變。就在死線來臨一刻,為著拯救自己的愛人決定要回到過去改變命運,殺死那個要終止所有Looper合約的Rainmaker。結果他回到過去,躲避了被「細JOE」射殺的命運,並開始他刺殺少年Rainmaker的大計。

電影其中最精彩的一幕,正是細JOE與30年後的自己(老JOE)在餐廳見面,充滿幽默、火花和智慧,讓人想起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文章《自己的樹》。大江健三郎說祖母曾跟他說過,每個人都有一棵「自己的樹」,如果你站在樹下,可能會遇到年老的自己。年輕時,大江健三郎便早已想好,如果在樹下遇到年長的自己,一定要問他:「人為什麼要活著呢?」

大概細JOE從沒想過會遇到年長的自己,更加不會自省「人為什麼要活著」,於是遇見老JOE也只能一臉慌恐和啞口無言。老JOE卻反而輕鬆地跟他談法文和國語,幽默地大談他割傷的手,還有他為著愛人而挑戰宿命的態度。年輕的細JOE當然不爽,面對這個30年後對自己指手劃腳的自己,根本不是他現在渴望和規劃的東西:老JOE在中國落地生根,細JOE卻學法語希望在法國生活;老JOE有一個為他犧牲的太太,細JOE愛的人卻根本不是這個。細JOE只想按著自己的劇本一步一步完成。老JOE的出現,只會破壞了他的計劃,殺死未來的自己並改變自己將來的命運,成為他回復當下生活的目標。因此,這正好反映了一種有趣的狀態:同一個JOE,在不同的人生階段,似乎有著不同的經歷、目標和價值觀,但說穿了,其實他們都在「為著自己各自的當下(30年前和30年後),而挑戰各自認定的宿命」。

電影的結局也很有意思:老JOE用槍指著少年Rainmaker的媽媽Sara並想殺死擋路的她。這一刻,細JOE突然悟出一個道理,老JOE回到過去要殺少年Rainmaker,為的就是要改變未來以挽救妻子;同時,媽媽Sara正用身體擋著老JOE的槍,為的也是保護自己孩子的性命。Sara和老Joe這兩個舉動,雖然都是出於對家人的愛,但只要老JOE一念地獄把媽媽Sara殺掉了,便可能令少年Rainmaker心理產生創傷和仇恨,導致了30年後的大報復,變成怨怨相報停不了的循環(又一個仇恨loop)。因此細JOE才醒覺以更大的關懷來自行了斷,一舉消滅了現在和未來的自己,讓少年Rainmaker繼續沐浴在媽媽的愛之中,讓仇恨的圈子從此斷裂。

《時凶獵殺》肯定是繼電影《MOON》、《INCEPTION》和《SOURCE CODE》之後,最有意思和驚艷的科幻電影。現在我依然回味那藍天白雲的田園風景,麥子被風吹得沙沙作響,連那塊耀眼的白布也被吹得時起時落。袋錶的時針在滴滴溚溚地響,時辰到了,空氣中突然生硬地冒出一個被蒙面綁架的人,槍聲準確地一響,彈開,倒下。實在太愛這畫面。

Wednesday, September 19, 2012

《回顧香港電影中的海外華人》講座後感

Limehouse Chinatown, London 1927




















大概一年前,我參加了一個倫敦華人機構舉辦的講座後,寫了這些小感想。萬料不到,最近關於國民教育、香港人身份、國族主義等問題的討論,又勾起了當初的一點想法,在這裡分享一下。對於我這個初到外地讀書的人來說,「尋根」這類話題也只是聽得多但未算感受很深的事,但這種場合也讓我感受到海外華人這個族群對身份探索的關切,以及給我一個機會來反省自身。


1)印象中,講座中陳導演為李連杰在「轟天炮4」裡做大反派而耿耿於懷(也稱之為「辱華」),而為成龍在RUSH HOUR裡做到一位警察而感到光榮。對於這個說法,我不太認同。每當華人去做一些反派角色便是辱華,那似乎過於簡單化,華人電影也有不少是找外國人做反派的,卻很少聽到有「辱洋」的不滿聲音;這「辱華」的指控,大多是基於一種多年來的「自卑」心態吧,這也無所厚非,中國人近百年的歷史實是災難,所以才有人會說「成功辦北京奧運是雪百年之恥」的這類「一雪前恥」的說法。對於這類電影,我只會以故事性來看,反派是華人當還是洋人演沒關係,一來談電影也可以談他們的演技,不應有華洋之分;況且如果以他們的說法,華人能把一個反派演得好,不也是一種光榮嗎?二來,也要理解這個角色根本上有沒有中國文化的內容在內,還是只是純粹的賣弄或消費那種「東方浪漫/神秘主義」或「打功夫/不懂講英文的娛樂性」,像李連杰這角色,其實找外國人或日本人做也不會太大分別,電影只需要他的「好看功夫」,而不需要他的文化內涵;那如果能分辨到這種商業電影的賣弄,我個人覺得理應不會覺得「辱華」。真正的「侮辱別國」電影或文學,我相信是基於刻意改寫他國的歷史或貶低某種文化底蘊,才能算是侮辱吧,例如如果有人拍一套電影講述根本沒有南京大屠殺,說這是虛構的,那便算是竄改歷史,是對中國人和歷史的一種侮辱,我覺得這才是較真實而有力的「侮辱」。

有時也覺得,「侮辱」是主觀的,當然刻意的「侮辱」可能很明顯易分,但有些情況則很難理解。以陳導的說法,RUSH HOUR裡的成龍能與外國人同事平起平坐,互教英文歌和拳腳功夫,有文化公平交流的意義,感覺上中國人的形象確是進步了;但我也可以辯駁,RUSH HOUR作為一套動作喜劇,它讓人發笑的地方,正正是這兩位華人和黑人兩類少數族群的小丑戲,看著成龍唱英文歌發音不準好像很好笑,同樣,看著黑人打中國功夫也好像不倫不類,這種「笑點」是否給那些白人觀眾一種優越感而得到愉悅呢?是否會讓人看得更不舒服?所以我寧願不輕言以「辱華」的角度來詮釋一齣電影,那是一種過於「心有鬼」的自卑和憤恨心態,也容易減少了享受電影的樂趣和發掘更有意義的內涵。

2)再根本一點想,「辱華」的感覺,在我身上較少發生,這也可能是大多數香港人的寫照。我們對於自已身為「中國人」的身份意識本來就已經很弱了,不過回歸之後,國民教育可能多少改變了這情況。在英國,我都說自已是香港人,很少說自已是中國人,還經常跟外國同學談香港文化與中國文化的不同,或者廣東話和普通話之不同。這讓我想到講座裡他們談到「根」的問題。什麼是「根」?在我來說,我的根紮在香港,我在香港土生土長,廣義來說,我是在香港的泥土培植而成,受香港教育,看香港電視,爸媽是香港典型的小康家庭,住香港的公屋和居屋,在香港工作,有香港的朋友,與其他同年代的香港人有著某些共同的回憶。雖然間中會去外地旅行或工作,但那些泥土都只讓我的盤栽範圍闊一些,或者讓我的樹葉或花兒長得茂盛或燦爛一點,或者成為我的根的部份分支,但總不能成為我的主根,大概是我太長時間留在一個地方了,沒辦法把根轉型。不過,我卻沒有把這種根視為必需的存在和恒常不變,我常想,人是否可以沒有「根」?或者說,人是否可以沒有「單一的根」?正如有主講的教授上次談到,他認識中國哲學又喜歡德國哲學,這是一種很個人的根,那應該是以窄義來定義吧,但其實包含的是更廣闊的意義,因為已把地域界限消減,而更強調個人自由的選擇及取向,成為個人價值觀和創作觀的東西,但人隨著年紀的變化價值觀也可能多少會變,那麼讓我想到,到底「根」是否可以變?如果變了,是否已不算是「根」了?但「根」可以成長呀,可以擴張呀,我相信隨著時間(個人或GENERATION)和空間(泥土)的變化,根也會隨之而變,正如教授說,那不應是死守狹隘的概念。

不過,當我們談到華人的「根」,又是怎樣的「根」?它好像是一個模糊的概念,正如教授說,華人也有著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時代,可以是幾十年前的馬來西亞的老華僑,也可以是當代大陸公司CEO的富家子女,有「流落異鄉」式,也有「海外留學」式;有「保外就醫」式,也有「揚名立萬」式,我們可以簡單提取他們之間的「最大公因數」嗎?或許也是可能的,節慶日子、家庭觀念、儒家制度、中國哲學或文學或歷史或神話等都可能是大概的公因數,但當中相信也有不少差異,即使是簡單如怎樣慶祝新年,在儀式和禮節上也有不少分別吧。但我觀察到的是,在外地,不只是華人,實情黃皮膚的人始終較易聚在一起或交朋友,不論是香港人,中國人,台灣人,馬拉人或甚至亞洲人如日本人或南韓人,這是什麼緣故呢?他們好像正分享著相近的共同價值和親切感,是所謂的「亞洲價值」嗎?還是膚色的關係?抑或是單純的語言問題?「亞洲價值」和「華人的根」有多大差異?不知道。如果單純的以生物學上的血脈或皮膚來界定「華人」,也實在是過於僵化吧。我有時想,把一個華人小孩和一個英國小孩從小便放到非洲家庭養育,長大後他們會變成怎樣?他們所謂的「根」又在何處?又如果一個小孩從小要跟家人四處生活,一時在美國,一時在新加坡,一時又澳洲,總之無法安定下來,那他是否便沒有「根」呢?沒有固定的泥土,能長出「根」嗎?還是那「根」已植在他的家人或整個地球上?大概要定義「華人」和「根」似乎還要更仔細或廣泛的研究。

或者有個更根本的問題:為什麼「華人」總會這麼逼切思索自已的身份問題?是我們一直處於被世界邊緣化,所以期望早日為自已找到一個可安心的定位嗎?還是我們總是期望自已的「根」能代代相傳而不被斷裂?這是傳統的「薪火相傳」和「傳宗接代」的思想在作崇嗎?我們為什麼要死守「華人身份」的問題?又,所謂「身份危機」,是否只是自已沒信心的表現呢?當日後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實力增強之時,是否能把「自卑」轉化成「自尊」呢?最終又是否只是單純的經濟實力問題?還是另有更深的價值在內?當將來中國強大到好像美國和歐洲一樣的地位,外國人要到中國工作和生活時,他們會否同樣面對類似的身份問題?還是他們根本沒有「根」的概念,把生命視作非常個人和彈性的「橡筋」?

3)教授也提到海外「華人」第二、三、四代的文化,他們的「根」又在何處?「混血兒」族群的「根」又怎樣?他們的泥土已跟過去第一代海外華人不同了,這是相當有趣而好像仍是空白的題目。當代的海外華人還有INTERNET這個新的世界在背後影響著,如果他們想的話,他們可以不再封閉,在VIRTUAL的世界裡與不同國家的人交往,網絡社群成為新的族群和身份,在那裡他們也可以找到自已的身份認同,而不單只是海外華人了,他菑w選擇而不具宿命的身份。當然,到目前為止,我仍然覺得網絡上的身份未必能完全取代真實的身份,大多數人仍在一個安全網的階段去用INTERNET的身份,他們仍維持自已的根,只是變化一下自已的莖和葉來與別人溝通,但或多或少都有互相混合和互相影響的效果。INTERNET是新的泥土,它的可能性很巨大,它培養出來的「根」是怎樣的無人知曉,我們只能拭目以待了。

4)無論如何,相信每個人在追溯自已的文化土壤、社區關係、成長經驗和社會歷史後,不論結果如何,還是可以理順到一條相對清晰的脈絡,了解自已是個什麼人,受什麼影響,為什麼受影響?大概這正是東倫敦唐人街歷史計劃的真正意義,嘗試把當時的情況和生活收集並紀錄下來,形成歷史或文獻,供有興趣的後人了解先輩的生活文化,然後發掘自已的泥土和身份,這是很有意思也很有趣的計劃。

東倫敦唐人街歷史計劃:http://limehouse.wix.com/chinatown

Tuesday, September 18, 2012